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能否有助于避免美俄对抗？
60年前的这个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将世界推向了核灾难的边缘，在多数情况下它已经成为衡量美俄关系恶化程度的基准。今天，政策制定者、专家和普通公众再次对这两个冷战时期的对手之间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抱以担忧：莫斯科方面将其针对邻国乌克兰的战争描述为与西方集体的对峙，同时挥舞着核军刀；而基辅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北约的军事支持以试图击退俄罗斯的入侵。勿庸置疑，这和1962年古巴危机的可相提并论之处越来越多——这既是为了表达恐惧，也是为了分析莫斯科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动因，衡量无意中导致事态升级的风险，并为实现和平、结束当前的对峙吸取教训。
“吸取教训”承载着对缔结和平的期望。在2月24日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前，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表示，西方的“适度和合理的让步”可能会劝阻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如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那样——包括秘密承诺撤出以苏联为目标的美国导弹——说服尼基塔•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从古巴撤走苏联武器。战争开始七个月后，《华盛顿邮报》的戴维•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写道，拜登政府需要效仿肯尼迪，与莫斯科“划定一条明确的界线”，同时寻求“以保存面子的方式”缓和事态。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也于上个月强调，应该“积极研究”俄罗斯人所称的“加勒比海危机”，将其作为化解当今美俄紧张局势的典型参照。
但是，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与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在这方面的著作中所警告的那样，要确定历史先例对解决当今危机的用处有多大，需要一个复杂的比较矩阵。在基本层面上，这样的矩阵包括识别所讨论情况之间的相似性（或“相似点”）和不同点。
受此启发，我们尝试列出一系列异同点，将古巴导弹危机前的美俄紧张局势与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局势进行比较。当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一工作在范围和细节上都受到种种限制。要充分认识到，现有的关于1962年的可用证据要远胜于我们迄今为止就当前危机所拼凑出来的证据。
至少下面的例子表明，莫斯科对威胁的认知在两次交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美国顶级古巴危机事件的记录者——最近详细阐述了古巴对峙的“永恒教训”。其中之一是，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之间有必要进行私下沟通，而且他们必须认识到（正如肯尼迪所言），“核大国必须避免那些会让对手做出屈辱性撤退或核战争选择的对抗”。
不言而喻，自2月份以来，乌克兰的地面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两次冲突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死亡人数：在古巴通常认为有一名美国飞行员死亡；在乌克兰则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和致残，数以百万计的人无家可归，不计其数的人饱受精神创伤。另一个区别是持续时间：古巴危机只持续了不到两周；而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行了近8个月，还未看到结束的迹象。
下面初步列出了二者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之后，我们列出一些值得更深入探讨的其他领域。
相似点1——全球竞争：华盛顿和莫斯科是地缘政治对手。
不同点：冷战期间美俄两国不仅是竞争对手，而且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作为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上的两个极端，影响了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今天的全球力量平衡更加复杂和多极化，俄罗斯在经济和常规军事能力方面都比美国弱（详见下文）。因此，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华盛顿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实力有限的次要角色，而不是世界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
相似点2——核武器：虽然冷战时期的核武库已大幅削减，但目前华盛顿和莫斯科依然控制着世界90%以上的核武器，就如同60年前一样。
不同点：古巴危机期间，莫斯科将几十件战略核武器与战术核武器运到了美国家门口；今天，美国官员和军事分析家还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准备发动核攻击。此外，美国和北约迄今都明确拒绝了直接与莫斯科进行一场热战。也就是说，就常规意义而言，今天的俄罗斯军队（与苏联军队不同）是弱于美国的，2020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这种不对称性是人们担心莫斯科会诉诸核武器的一个主要因素。 分析人士担心，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挫折会增加莫斯科选择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尽管官员们一直坚称“核战争没有赢家，也绝不可能开打”，但人们担心，美俄两国对核末日的本能恐惧已经随着的时间推移而消退，而这种恐惧曾在20世纪60年代引发了加速推进军备控制和其他缓和措施。
相似点3——第三方国家：今天和60年前一样，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潜在的核对峙都集中在一个较弱的国家，该国沦为了他们争夺“势力范围”的角逐场——之前是古巴，现在是乌克兰。
不同点：1961年5月，因担心莫斯科正在第三世界赢得意识形态的信息化战争，肯尼迪宣布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以赢得“整个地球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对美国的支持”。很显然，古巴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与这一政策背道而驰，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存在对华盛顿长期以来的门罗主义构成了直接挑战，更不用说直接造成的人身威胁了。小小的古巴距离美国海岸仅90英里，但距离苏联边境约9,000英里，它可以作为莫斯科在西半球活动和释放影响力的前哨基地。乌克兰在国土面积和人口上都比古巴大得多。 但在莫斯科眼中，它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它与俄罗斯共有1200英里的陆地边界线，长期以来俄罗斯战略家们一直将之视为保护其腹地的重要防御缓冲区。乌克兰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无论华盛顿对基辅的意图如何，俄罗斯都认为乌克兰向西方靠拢，尤其是与北约的日益融合，是对其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更多内容详见下文。）
相似点4——北约：大欧洲的主要国家都聚集在美国主导的北约安全保护伞下，北约的成立是为了集体防御莫斯科。
不同点：1962年北约拥有15个成员国；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克里姆林宫曾希望西德保持中立（现在它为乌克兰寻求中立）——这让莫斯科非常不安，以至于创建了自己的安全联盟——华沙条约组织。到2014年，当莫斯科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助长该国东部的分裂主义叛乱时，北约的成员国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28个国家，其中包括位于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十几个欧洲国家。尽管普京并不总是对西方怀有敌意，但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都视北约集团的东扩为安全威胁。2008年，在北约正式宣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都与俄罗斯接壤——“即将成为北约成员”之后，迅速加剧了俄罗斯的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北约问题莫斯科向华盛顿提出了安全要求，而不是就乌克兰问题向基辅提出安全要求。
相似点5——莫斯科的利益受到威胁：莫斯科可能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对其特定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尤其是在防止侵略以及确保盟友生存方面。
不同点：我们就美俄在这两起情形下的利益诉求分别进行探讨。
• 防止侵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莫斯科的安全担忧之一是美国木星导弹对苏联构成核威胁，该导弹于1958年和1959年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撤销这些部署是赫鲁晓夫在古巴对峙期间对肯尼迪提出的要求之一——华盛顿在秘密谈判中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于1964年予以兑现。引发这些担忧的更大背景包括美苏军备竞赛和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超级大国竞争。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有证据表明，在2月24日入侵之前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将乌克兰视为“一个永久敌对国家”，后者一直在加强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并增强其军事能力，这对俄罗斯构成了长期的安全风险。美国军事分析家罗伯•李（Rob Lee）特别提到了一项价值24亿美元的英乌联合生产导弹艇和其他海军武器的协议，还有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签署的战略防御协议以及美国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 确保盟友的生存：在古巴，对苏联盟友菲德尔·卡斯特罗最明目张胆的威胁发生在1961年4月，也就是导弹危机发生前一年半，即美国策划的猪湾事件。肯尼迪当时否认了美国的参与，将这次袭击称为“古巴爱国者与古巴独裁者的斗争”。入侵未能将卡斯特罗赶下台。赫鲁晓夫的另一个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即美国承诺永远不入侵古巴。然而在乌克兰，2013年至2014年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将俄罗斯的盟友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赶下台——他是乌克兰独立后唯一一位反对基辅加入北约并将该意愿从乌克兰外交政策中剔除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下台——普京将此形容为美国支持的政变——促使莫斯科接管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进行军事干预。自沙皇时代以来，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大本营。2014年至2015年为结束冲突而达成的《明斯克和平协议》本可以有效地让莫斯科通过乌克兰东部亲俄代理人对基辅的外交政策行使否决权，但这些协议从未得到全面实施。在莫斯科于2月24日全面入侵的前一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联盟遭到进一步削弱，正如李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作战用无人机，在基辅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斗争中，这些无人机已被证明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基辅放弃了在2019年和2020年做出的会加强分裂主义者政治合法性的承诺；乌克兰逮捕了最著名的亲俄政治家维克多·梅德韦丘克（Viktor Medvedchuk），并关闭了其三个电视台。
相似点6——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两次危机之前，华盛顿的国防开支一直都在增长。
不同点：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1961年），美国就将其国防预算增加了30%，并批准部署三位一体战略武器。 华盛顿一直在发出信号——而苏联人似乎也相信了——美国已经占据核优势。2017年，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在经历了七年下降之后——已经比俄罗斯高出一个数量级——开始再度上升，尽管上升速度比1961年甚至比2001年至2010年都要慢得多。
相似点7——俄罗斯对技术的焦虑：在这两起事件中，莫斯科的最高领导人都公开表示现代技术将改变全球军事竞争的性质。
不同点：1960年1月，赫鲁晓夫告诉最高苏维埃，现代武器——即核导弹——正在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得某些类型的武装力量成为过时。尽管有关核武器实践意义的争论在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持续了多年，但大家都普遍担忧核武器对该国政策及其资源的影响。普京在2017年有句名言，无论哪个国家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都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并且三年后他宣布人工智能技术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首要任务。如今，在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中，关于人工智能实际影响的辩论也持续不断，但国防部门已在努力研究和利用新技术。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已落后于中国和美国，而且可能会因乌克兰战争导致的制裁和人才流失而进一步倒退。（俄罗斯对其他高科技、军民两用技术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文相似点2中所提到的关于军事不对称的思考。）
相似点8——脆弱的双边关系：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缺乏信任、沟通不畅和交易乏力为特征。
不同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一些最敏感的交流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即使是直接交流，由于技术限制也可能很缓慢。美国乔•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有一条专门用于避免战争的直通热线，两国军队之间也是如此。事实上，正是古巴对峙的发生促成了总统热线的建立，并催生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华盛顿和莫斯科陷入战争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尽管专家们担心全球核安全架构正在缓慢瓦解，但其中许多协议仍然有效。对于两个国家间彼此缺乏信任以及两国外交关系、经济关系和情报活动的全面比较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值得进行更仔细地研究（见下文注释）。
相似点9——俄罗斯关注中国：中国在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中举足轻重。
不同点：1962年莫斯科因与中国的关系恶化而深受困扰，这凸显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彼时距离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还有两年时间。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关系的经济强国，并拥有自己的核武库。
相似点10——共同的战争经历：华盛顿和莫斯科作为军事盟友共同努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
不同点：与6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在这两个国家中很少有人直接经历过战争导致的破坏、贫困和其他恐惧，或者经历过通过双边合作结束战争。用艾利森（Allison）的话说，拜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冷战战士，他考虑过古巴导弹危机，也考虑过核战争。他已经思考过全面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他甚至已经设想过这方面的各种情形。”
另外，下面几个方面也值得关注。
相互缺乏信任、外交关系和情报活动。以下是一些需要考虑的要点和问题：
• 双方的情报质量如何？历史学家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最近指出，在古巴对峙期间两国都没有关于对方的绝好情报：美国决策者想知道是赫鲁晓夫是否仍执掌权力，或者他的军队是否已经接管；赫鲁晓夫则根据一些美国人的谈话对美国进行推测。纳夫塔利表示，与古巴危机时期不同，2022年美国情报官员自信地将某些决定归咎于普京，表明普京是克里姆林宫决策的“可靠消息来源”。历史学家菲利普·泽考利（Philip Zelikow）指出，白宫在古巴危机期间获得的最高质量分析报告并非来自主要侧重于收集原始数据的情报界，而是来自国务院的“天才分析师”，而这并不是如今进行此类评估的典型来源。
• 美俄相互缺乏信任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是否有办法减轻“人类在敌对情况下处理关键信息的方式中的危险倾向”？在古巴危机爆发前近一年半，华盛顿非法派出一架U-2侦察机拍摄苏联军事设施，事态缓和的希望破灭了。苏联击落了这架飞机，华盛顿起初试图否认和掩盖它的真实目的，这一丑行使得在巴黎举行重要裁军峰会的计划遭归于失败。如今，美国对莫斯科不满的清单似乎更长：干预选举、网络攻击、违反条约、投毒。华盛顿的这种情绪被描述为“俄罗斯厌倦症”，以至于俄罗斯分析家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认为，俄罗斯和普京如今在美国被妖魔化的程度已超过了苏联和赫鲁晓夫。他警告说，在这种氛围的渲染下，“任何考虑到对手担忧的妥协……都会被视为对西方价值观的背叛，对美国领导人来说是一种政治自杀”，这使得谈判和让步变得困难重重。
国内压力：这对两个国家和各个政策领域都适用。就古巴和乌克兰危机中美俄关系进行的有意义的比较中，哪些国内压力最为相关？在经济领域，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临着对国家资源的众多竞争型需要——从支持摇摇欲坠的农业部门到参与太空竞赛；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前，当代俄罗斯领导人正在应对低效的经济模式和西方早期制裁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斯蒂芬·西姆巴拉（Stephen J.Cimbala）教授和劳伦斯·科布（Lawrence J. Korb）认为，赫鲁晓夫“对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层（政治局）负责，后者最终谴责了他的‘冒险主义’和其他错误……。而普京与赫鲁晓夫不同，普京的周围似乎都是阿谀奉承者，并且日益疏远任何质疑其权威之人。”与此同时，记者安德烈·佩尔采夫（Andrey Pertsev）指出，克里姆林宫确实需要不定时地安抚某些俄罗斯选民，包括激进的“极端爱国者”。总之，需要考虑的国内压力并不少。
通信技术及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西姆巴拉和科布都认为，“新闻来源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全球性资源”使得几乎不可能发生“隐隐出现核危机的任何苗头可以在公众视野中隐瞒数日或数周”。反过来，这使美国领导人更加难以“秘密商讨”针对俄罗斯核威胁的可能应对措施，并对其施加更大的压力，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公众传递相关信息。古巴危机时代就有大量的泄密和揭露事件，迫使政客不得不采取行动。因此，虽然今天和1962年的媒体环境明显不同，但对吸取古巴导弹危机教训的影响却并不突出。
（编译：徐牧）
文献来源：
链接：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can-lessons-cuban-missile-crisis-help-stave-us-russia-confro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