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个人化在俄罗斯总统和议会选举中的影响

 

文献来源：

原标题 Эффекты персонификации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ах в России

网站名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POLITICAL SCIENCE）

文献链接：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effekty-personifikatsii-golosovaniya-na-prezidentskih-i-parlamentskih-vyborah-v-rossii/viewer

2023年5月22日彼尔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政治制度和进程研究系首席研究员彼得· 帕诺夫在《POLITICAL SCIENCE》期刊发文指出俄罗斯总统和议会选举中的个人化投票影响。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在每个选举周期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候选人支持率始终比议会选举中的执政党更高。相反，议会其他主要政党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则比其政党在杜马选举中少（2008 年除外）。显然在俄罗斯，总统选举被认为是更重要的，投票也更加个人化。因此，现任者（执政党候选人）并不与执政党选举结果相一致，而精英和选民，包括那些在议会选举中支持其他政党的人，正是围绕着他（现任者）进行整合。不过，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这种整合的社会范围是什么？这限于特定类别的民众，还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从总统选举投票的可持续性来看，这种整合对其他党派的不同选民群体有何影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对 2016-2018 年的联邦选举（即上一个 "完成 "的周期，包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研究以各市的实证数据为基础，这样就可以通过各城市的社会经济参数对政党/候选人投票的影响，间接确定与议会选举相比，不同选民群体在总统选举中的偏好有何变化。

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的区别：理论解释和俄罗斯的实践

俄罗斯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结果存在差异的理论性解释：一级和二级选举理论以及总统选举的特点。

当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在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中拥有足够强大的权力时，总统选举就会被视为一级选举。如果在二级选举中，选民更倾向于投票给边缘党派/候选人、那么 "战略性投票 "在一级选举中就更为普遍，选民更倾向于选择 "正经 "的政党/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由于选举结果是在多数基础上确定的，而在议会选举中可以采用比例制，这也鼓励了这种类型的投票。最后，一级选举的选举议程往往包括更重要的问题。因此，在总统选举中，选民更倾向于做出战略性选择，评估竞选者的机会，并从能够获胜者中选择自己最容易接受的候选人。

第二种解释侧重于总统选举的一个特点，即为特定候选人投票。即使由政党提名，投票也比议会选举更加个人化(personal vote) 。按照这种逻辑，一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结果与该政党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候选人与该政党的隶属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政党支持独立候选人时，隶属程度最低；而当候选人是政党领袖时，隶属程度最高。同时，不仅要考虑正式隶属关系，还要考虑选民理解的候选人和政党的非正式认同。例如，在俄罗斯人们往往认为政府、议会和执政党应当为不受欢迎的政治决策负责，而成就则主要与总统个人相关。这种特定的责任归属导致了：即使候选人在形式上隶属于执政党，选民也会将他们区分开。

这些概念加在一起，似乎足以解释俄罗斯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结果不同的原因。一部分在议会选举中支持反对党的选民，在总统选举中会 "从战略角度 "和 "从个人角度 "投票，将选票投给现任者，因为从个人角度而言将其与现有成就联系起来，他明显优于缺乏这种正面联系的其他党派候选人。

然而这一趋势在反对党不同选民群体中的平均分布程度如何，仍然是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结果来间接回答。如果比较单位是相对较小的地区（市镇），其社会经济参数对在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某个政党和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其候选人的结果影响的差异，可以间接显示哪些选民群体改变了他们的偏好。

2016-2018年选举周期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其政治局势更加稳定。并且，两年后相关的党派都提名了与党派的隶属程度各不相同的总统候选人。自民党的候选人是其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俄共提名的候选人是农业企业家格鲁季宁，而不是党的领导人。普京作为自荐候选人正式亮相，但作为现任总统，他显然被视为执政党的候选人。这种不同的隶属关系使我们能够比较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之间，隶属关系如何影响政党不同部分选民的可持续性。

实证数据和变量

研究的观察单位是 "最高级别 "市政实体——城区和市辖区。除去莫斯科、圣彼得堡、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2016-2018年全国共有2326个城区和市辖区。政党/候选人投票结果数据由地区选举委员从中央选举委员会官方数据库中提取。

大量研究表明，现代俄罗斯的选举行为可以用两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动员模式”和“评价模式”。现有研究表明，相对贫困的人群最容易受到此类动员形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密度高的社区，如农村定居点和少数民族。"绩效投票"(performance voting)，它是 "经济投票 "模式的改进版：选民从自身福祉或共同利益（即国家或个别地区的发展）（"社会公益投票"）的角度评价执政党/执政候选人。

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几个城市的特征作为自变量：

1) 农村人口在市镇实体（selnas）构成中所占比例；

2) 少数民族在市镇（非俄罗斯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3) 居民的福利水平。作为近似值，使用了 2017 年各组织雇员平均每月名义毛工资这一官方统计指标。但是，由于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价水平，而在跨地域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各市的工资按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的相同指标加权，并以百分比的形式计算。因此，如果该市的平均工资高于地区平均水平，即该市相对繁荣，则该变量取值大于 100%；如果该市居民相对贫困，则该变量取值小于 100%；

4) 市镇经济状况。从官方统计的各种指标中，提取了各组织的平均雇员人数，并计算出 2017 年就业人数与 2013 年相比的增长百分比（就业）。数值越高，表明该市的经济发展态势越好。

此外，研究还包括地区层面的若干自变量。俄罗斯各地区的政治体制处于从霸权专制到竞争专制的连续统一体中。我们将两项指标——政党名单的投票结果（通过政党的有效数量）和多数党选区的竞争程度（通过竞争性选区的比例）——合并编码成一个从 1（最僵化的独裁主义）到 10（最具竞争力的独裁主义）的排名表，还采用三个变量来描述该地区的主要社会经济参数：1) 贫困率，即货币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地区人口比例（百分比）；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P-dn）（单位：千卢布）；3) 联邦转移支付在地区预算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最终数据集共包含俄罗斯联邦 76 个主体（二级观测值）的 2 229 个一级观测值（市辖区/城区）。通过比较独立变量对议会选举中某一政党的投票和总统选举中某一政党候选人的投票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可以间接确定不同选民群体（农村人口、少数民族、相对富裕或贫穷的人口阶层）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偏好，并回答这和总统选举候选人——政党隶属性的关系。

表 2 列出了第一级观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分析结果

为了考虑作为二级观察单位的地区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具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地区间）的多层次回归模型。每个政党/候选人都有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只包括市级变量，第二个模型增加了地区级变量。

2018 年总统选举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对于普京所有变量的系数都保持了统计意义和与议会选举同样的影响方向，但与 2016 年选举中对统俄党的影响相比，其数值下降了约 2-3 倍。如果在议会选举中，非俄罗斯族人口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每增加 1%，统俄党的得票率就会增加 0.10%，而在 2018 年，普京的得票率只增加了 0.04%。所有其他预测因素（包括市级和地区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总统选举中，城市/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执政党选票之间的相关性依然存在。但城市/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影响强度的下降表明，与投票给执政党相比，投票给执政党候选人的具体内容是模糊的、均衡的，而且在所有选民群体中的程度大致相同。换句话说，现任俄总统的支持率高于统俄党，是因为俄罗斯族，城市居民和相对富裕阶层在总统选举投票时的偏好变化程度大致相同。

在所有反对党中非俄罗斯族预测因素对日里诺夫斯基的投票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其影响强度比 2016 年与自民党的模型低2倍。非俄罗斯人在市镇人口中所占比例每增加 1%，自民党的得票率就减少 0.10%，而日里诺夫斯基的得票率只减少 0.04%。与自民党相比，日里诺夫斯基模型中其他预测因素的系数也有所下降，就业、工资和农村人口占比系数的显著性低于 0.05；当加入地区预测因素时，它们完全失去了统计意义。在地区预测因素中，政治体制和转移支付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其影响的强度比自民党模型又要弱 2-3 倍。因此，在总统选举中，支持自民党的主要投票特征（市镇人口h和民族构成）依然存在，但其影响程度有所下降，在议会选举中影响相对较弱的市镇参数在总统选举中失去了意义。换言之，日里诺夫斯基失去了2016年投票给自民党的半数以上选民的支持，但这种损失对该党不同选民群体的影响相当平均。自民党选票与日里诺夫斯基选票之间的相关系数甚至略高于统俄党和普京（0.854**），这绝非偶然。

较普京和日里诺夫斯基而言，格鲁季宁的模型与俄共议会选举比，就业和农村人口占比两个预测因素影响下降并不明显。在地区预测因素中，只有体制在统计上仍然显著，该因素的影响力甚至比2016年俄共选举时影响更大。同时，工资系数的影响在格鲁季宁的模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6 年，穷人不仅把票投给了统俄党，还把票投给了俄共。而在 2018 年，这一因素变得根本不重要。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由于候选人的个人特点造成的。格鲁季宁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列宁国营农场的董事，但他从未担任过党的职务，在 2010 年之前甚至还是统俄党的成员，因此他与党的联系比普京和日里诺夫斯基要弱得多。对于那些倾向于投票给作为左翼政党俄共的相对贫困的选民来说，强势农业家和富商的形象似乎并不受欢迎。同时，尽管格鲁季宁与农村有明显的联系，但与俄共相比，农村人口占比这一因素负影响并没有减少。相反，非俄罗斯族预测因子的影响却朝着积极的方向变化，这在俄共中并不常见。这可能是由于 "格鲁季宁并不被视为典型的共产党候选人"，他的选民 "只是部分地与俄共的选民相吻合，但主要是不同的。因此，在格鲁季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派归属感不强导致不同选民群体在总统选举中对本党派候选人的反应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对俄共的支持与对格鲁季宁的支持之间的相关系数（0.604**）明显低于前几种情况。

结论

研究表明，在俄罗斯的议会选举中，不仅 "政权与反对派"的界限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且不同反对党的具体选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总统选举期间，这些关系变得模糊不清。由于前文提到的俄罗斯民众对政党及其候选人的非正式认同，现任者获得的民众选票要比其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多得多，其他候选人则相反。同时，围绕现任者的选民整合对不同选民群体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同。在 2018 年的选举中，选民的民族类别、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以及相对富裕/贫困的人口群体的偏好变化大致相同，他们更多地将票投给普京，而不是统俄党。普京作为自荐候选人参选，与执政党拉开了距离。因此，就现任者而言，与一级和二级选举概念相关的解释更为重要：相当一部分选民在做出个人和 "战略 "选择时并不关注当前形势。

至于反对党候选人，候选人与党派的隶属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像自民党的例子，就算候选人的支持率与政党的支持率相比有所下降，高隶属程度也会有利于政党中不同选民群体存续。换言之，候选人失去选票对该党不同选民群体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其特殊性（自民党的 "更俄罗斯化 "选民）在总统选举中被冲淡，不过有所保留。而俄共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俄共候选人的党派归属感不强，导致不同选民群体的偏好发生了不均衡的变化。与2016年俄共相比，格鲁季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穷人支持，但在其他选民群体中获得了更多选票。

（编译：葛邱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