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战争阴影”下，同在“责任阴影”中——俄罗斯与中亚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
文献来源：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5. Т. 23. № 3. С. 164–180.
原标题 Без "Тени войны", но в тен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еред общими вызовам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网站名称《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杂志
文献链接：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bez-teni-vojny-bordachyov-tebin/
通过链接找到的文章与翻译文章不一致。
2025年3月，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季莫费·博尔达乔夫与该院军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普罗霍尔·捷宾撰文指出，与欧亚大陆西方或西南方不同，中亚地区对俄罗斯不存在基于国家间军事对抗的“战争阴影”，但却笼罩在应对地区内部不稳定风险的“责任阴影”之下。文章通过梳理18-19世纪俄罗斯帝国与中亚汗国的外交史，指出中亚从未对俄罗斯构成传统军事威胁，但其内部治理失灵、社会动荡及外部势力渗透持续威胁俄罗斯边境安全。不同于帝国时期的吞并策略，当今俄罗斯必须在尊重中亚主权前提下构建新型责任共担模式。作者以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骚乱为案例，分析集体安全条约组织（ОДКБ）有限但关键的干预作用，认为俄罗斯无法将中亚视为纯粹外部空间，也无法完全隔离其不稳定因素。面对气候变化、人口爆炸、基础设施脆弱及经济波动等结构性挑战，俄罗斯需主动参与中亚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而非被动应对。文章强调，俄罗斯应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调，推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协同，并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难民潮、武装冲突甚至国家崩溃等极端情景做好准备。
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俄罗斯与中亚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时期——先是在俄罗斯帝国框架内，随后在苏联时期——正逐渐成为遥远的历史。俄罗斯在该地区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建立成熟的国与国关系体系。问题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相互承认独立与尊重国家利益，更在于将彼此视为国际政治中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这种认知为双方带来了责任与约束。
这并不意味着决定经济、文化与人文紧密联系的共同地理空间将会消失。这一空间构成了地缘政治的基础，未来数代政治家仍无法忽视其存在。然而，“永恒”因素运作的背景正在发生变化。俄罗斯及其邻国沿着主权国家建设道路前行，不可避免地改变着我们对邻里关系的认知视角。当前的关键任务在于：使我们关于可能性边界的认知适应客观现实的变化。
从历史上看（18-19世纪），俄罗斯已有过与该地区互动的类似经验。它曾试图在保持地理空间统一的前提下构建国家间关系。但事实上，这最终导致了中亚各国被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必要性。换言之，俄罗斯未能通过维持国家间互动模式来保障自身安全。如今，虽然从理论上讲类似的应对地区挑战方式仍然可能，但这将意味着在各方面付出极高代价，且最关键的是——它可能无法达成预期目标，反而加剧问题。
历史镜鉴：国家间互动的失败与帝国兼并的逻辑
俄罗斯与中亚的早期互动呈现出显著的独特性。1554年征服阿斯特拉罕后，俄罗斯与哈萨克汗国建立直接接触，但直至18世纪30年代，部分哈萨克部落才“正式臣服”。这种臣服实质上是“弱小一方获取强者庇护而无需承担义务”的交易性安排，并未改变实质权力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从1554年至1839年近三百年间，俄罗斯未对今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发动过任何军事入侵，这与伏尔加河、西伯利亚或北高加索的“地理扩张”性质迥异。
这一时期，俄罗斯精心维持着纯粹的外交活动，然而，中亚诸国始终“拒绝签署任何条约或承担义务”，谈判结果“完全取决于埃米尔及其亲信的意愿”。彼得一世曾设想“经汗王同意派驻俄军”，但此类计划从未落地。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将中亚视为需要建立稳定国家间关系的对象，而非天然领土扩张空间。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前三个世纪的外交努力被认为“毫无前景”，圣彼得堡转而采取积极扩张政策，目标是将疆域“扩展至最近的文明国家以建立睦邻关系”。这一逻辑嬗变的结果是：除布哈拉与希瓦保留有限自治外，中亚大部分地区被并入俄罗斯帝国。
历史教训清晰昭示，中亚国家本身从未对俄罗斯构成军事威胁（除非国家行为体的掳掠活动），真正的忧患源于邻国的内部失序及其对俄罗斯边境安全与东方贸易的负面溢出效应。当外部势力（19世纪主要是英帝国）积极渗透脆弱的中亚汗国时，俄罗斯的国家间关系模式难以为继。外部渗透与内部脆弱的叠加，最终迫使俄罗斯放弃外交手段，选择军事-政治介入。这一历史机制对理解当代挑战具有关键启示意义。
安全格局的独特性：超越传统对抗的地缘空间
从战略地理视角审视，中亚是俄罗斯周边唯一不存在明确敌对意图的方向。在西方，北约东扩使美国力量均势成为核心战略优先；在高加索，土耳其与伊朗构成传统地缘制衡方；在远东，中俄关系虽友好但本质仍属力量平衡范畴。唯独中亚方向，不存在形成实质性军力对抗的基础，亦无“战争阴影”笼罩。
然而，威胁形态已从传统军事对抗转向非传统安全挑战。17-18世纪游牧部落的边境袭击并非哈萨克汗王恶意使然，而是其治理能力不足、无力控制臣民的结果；布哈拉或希瓦违背对俄承诺也非主观意愿，而是内部动乱与政权更迭的产物。历史模式在当代重现：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事件表明，破坏性危机是长期积累矛盾的产物，其蔓延规模远超预期。跨国恐怖组织对该地区的袭击虽被遏制，但威胁持续演变，呈现新形式与新范围。
随着多极世界格局形成，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巴基斯坦等地区性强权影响力持续扩大，其对俄罗斯利益的干预程度因战略偏好而异且缺乏可预测性。乌克兰危机后中亚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焦点，但与美国、中国战略竞争的间接性质不同，外部势力更可能利用地区动荡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战略杠杆。核心风险在于：潜在威胁未必与特定国家直接关联，对该国施压或许无法解决问题。外部势力利用地区动乱对抗竞争对手的可能性极高。
危机演化路径：从社会抗议到地区性冲突
2022年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提供了危机演化的完整样本，其升级逻辑呈现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具体社会经济问题（能源价格、债务偿还、基础设施缺陷）引发局部抗议；扩散阶段，抗议在地域上蔓延至首都及主要城市，诉求从具体经济问题扩展至广泛政治诉求，手段升级至大规模动乱与袭击国家机关；失控阶段： 治理失序覆盖全国，出现武器夺取与随机暴力。
中亚内部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虽不可预测，但关键在于是否在特定时期具备社会经济问题凸显、精英阶层分裂、高风险区域的历史记忆（如2011年扎瑙津事件）等前置条件。信息空间的管控与即时通讯工具的限制，与街头局势管控同等重要。危机揭示的薄弱环节包括地方当局履职能力不足、官民沟通渠道缺失、社会经济问题长期化等。
集安组织（CSTO）于2022年1月的行动展现了有限介入模式：授权明确限定于保护战略设施与协助执法，主要重任仍由当地安全机构承担。这种“坎塔尔+”情景避免了外部军事占领印象，获得西方专家相对积极评价。其成功要素包括：多国联合行动框架（非单边主义）、对信息空间的有效控制、冗余的安全保障机制的互补性，以及最关键的是——在果断使用武力同时，主动无条件采取措施消除危机根源。
历史比较和乌兹别克斯坦介入塔吉克斯坦内战（1992-1997）的积极经验亦印证了，外部援助可扭转战局但无法替代本国实力，军事胜利无法弥补政府在改善社会经济、对话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上的缺位。叙利亚案例则提供了反面教材，外部介入未能阻止战争复发，证明干预时机与强度的关键性。
政策框架：构建“共同责任”的安全架构
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应是预防性介入，协助中亚各国巩固国家治理能力，发展其安全力量，开展社会经济稳定合作，促进国内和平与和解。这要求建立超越传统军事同盟的，涵盖气候变化应对、人口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与宏观经济冲击缓冲等领域的综合合作机制。
集安组织框架因其赋予俄罗斯更多行动可能性、同时能降低单边干预的政治成本，而对俄罗斯来说更为可取。然而，莫斯科仍需做好单独行动或联合部分盟友行动的准备。组织内部矛盾需通过机制化协商化解。关键能力建设包括：俄境内部队的机动性、多兵种联合部队组建、快速投送基础设施升级。地理上的不可分割性、新型关联的投射范围及制度惯性，共同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选择空间。
在极端情景下，地区动荡将引发大规模难民潮。俄罗斯需提前制定危机边境管理措施，在必要时关闭特定边境区段，同时与中亚国家合作建立难民接收、筛选与安置体系，创造长期非寄生性生存条件。处理此问题的核心原则是责任分担，因为难民过度集中将威胁接收国稳定并导致危机扩散，各方需构建统一协调政策，不可完全关闭边境，以免加剧人道灾难并为武装组织提供兵源。
边境管控的战略意义在于双向阻断效应，既阻止武器、武装分子及外部资源流入危机区，又防止油气等战略资源被非法转移以资助极端势力。叙利亚经验表明，边境管控缺失会显著延长冲突并增强反政府势力存续能力。
结论：走向“责任主权”新范式
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史，是数百年间双方尝试以多种方式解决共同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历史。共同地理格局奠定了历史根基，催生出深度嵌合的社会联结。如果说过去（最初并非首选的）方案之一是合并为统一国家，那么如今这一选项因文化与人口等因素已不再可行，且双方均不认为其具有现实性。
然而，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度交织使彻底割裂同样成为不可能。未来数年将是构建新型关系模式的关键时期，在无条件承认各方主权的前提下，各方需为伙伴国的稳定承担共同责任。这一“责任主权”范式要求超越传统均势逻辑，建立基于预防、协调与能力建设的综合安全架构。俄罗斯的政策选择不能局限于“隔绝”该地区或构建现代版“防御线”，而应致力于成为地区稳定的“最后担保人”，同时推动中亚国家成为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行为主体。历史的启示在于，外部力量无法替代内部合法性；而现实的挑战在于，内部脆弱性需要外部责任共担。唯有在此双重认知基础上，俄-中亚关系才能摆脱帝国遗产的悖论，迈向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平等时代。
（编译：孙翌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