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正处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

                             

                                   

文献来源：

原标题 Central Asia in a shift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网站名称Crossroads Central Asia

文献链接：

https://crossroads-ca.org/central-asia-in-a-shifting-geopolitical-landscape/

本文作者认为，中亚正处于十字路口，日益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为该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际行为体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俄罗斯传统主导地位的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以及西方务实参与的回归，共同创造了中亚各国有望强化其自主性和深化区域合作的局面。但是，这种乐观的情绪需要受到现实层面的约束，该地区国际形象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力量变化的副产品，而非内部团结所致，中亚国家面临着将外交辞令转化为切实成果的关键任务。

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2024年9月15日至17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前往中亚，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出席第二届"C5+1"（中亚五国与德国）峰会，期间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朔尔茨总理紧凑的行程安排，恰逢其时地印证了近年来中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显著升温态势。

中亚在传统上被视为边缘地区，正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重塑了该地区的国际议程，揭示了新的风险和机遇。西方和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使中亚与其他外部伙伴的关系更加复杂。

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如何影响中亚的国际行动力，以及这种影响的可持续性如何。随着大国间军事与经济对抗加剧，中亚似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这些进展与区域合作的升温同步发生，暗示着该地区国际关系可能进入新阶段。

本文认为，尽管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为中亚提升国际行为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各方期望需保持理性。地缘政治变迁的关键驱动力源于区域外部，因而受制于大国的意志波动。此外，尽管中亚内部区域合作较往年展现出积极态势，但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本文将通过以下脉络展开论述：首先勾勒变化中的地缘政治图景，继而探究该地区合作机制的演进，最终评估区域合作的实际成效。

背景：地缘政治的回归

在后苏联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亚仍然处于全球国际事务的边缘。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逐渐浮出水面，分析人士将中亚视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对抗的舞台或“大棋盘”的一部分，这种认知反映出该地区缺乏重要的国际能动性。

然而，近年来的一些发展改变了中亚的国际关系和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随后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在整个后苏联地区，特别是在中亚地区引发了冲击波。与俄罗斯有着漫长陆地边界的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解释为莫斯科无视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广泛谴责，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对中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考虑到中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尤其是地理位置，其别无选择，只能谨慎地平衡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同时与之保持安全距离。

西方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使中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更为复杂。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其在过去二十年间在中亚的存在显著增强。如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多边国家间机构的积极成员，也是该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和贷款人之一。随着美中关系（以及不那么紧张的欧中关系）的恶化，中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那么边缘化的境地，面临着双方的压力和激励。为了完善这个三角关系，受制裁和外交孤立影响，俄罗斯日益依赖中国，这使得莫斯科更容易接受北京在中亚不断扩大的存在。因此，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是动态发展的，对中亚维护其国际自主性的能力来说是一个考验。

中亚正在获得自主性吗？

日益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对中亚的国际关系有何影响？尽管这一问题本身处于动态变化中，但相关分析并不匮乏。一种观点认为，中亚发现自己被有影响力的外部伙伴的竞争性要求所困。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最近表示，中亚国家已成为“制裁政策的人质”，理由是物流成本和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中亚正在获得更强的国际自主性，近期一篇题为《无人的后院：自信的中亚》的评论恰当地捕捉了这一论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中亚感到不安。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关于北约威胁或乌克兰存在纳粹主义的说法所表示的同情有限。他们看到的是继2008年格鲁吉亚之后又一个被俄罗斯袭击的前苏联共和国。虽然中亚人从未批评过俄罗斯，但他们也没有支持莫斯科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公开拒绝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

考虑到俄罗斯在中亚（以及全球）合法性持续减弱，它正在努力扭转这一趋势。在入侵后的几个月里，经历了短暂相对克制的俄罗斯，至少是在话语上加大力度，将中亚国家拖入与西方对抗之中。俄罗斯外长近期声明颇具代表性，他透露其中亚同僚对西方的"无礼与公然蛮横"表示愤慨。俄罗斯也重新致力于巩固其中亚外交和经济联系：2023年，俄罗斯效仿其他大国举办了首届"C5+1"峰会，并深化双边关系，其中2023年10月启动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出口成为重要亮点。

与俄罗斯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在中亚的存在因乌克兰战争持续获益。北京巩固了其作为莫斯科战略伙伴的地位，因为两国都对西方主导地位心存抵触。面对制裁和广泛的外交压力，俄罗斯目前对中国在中亚扩张的阻碍有所减轻。证据就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的重启，该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尤其是受俄罗斯反对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反应"并不热切"，这使其成为中亚的关键合作伙伴，因为后者同样不愿对此表现出积极姿态。

近年来，西方与中亚的接触发生了显著变化。上世纪90年代，西方介入主要聚焦于支持民主化和提供发展援助。"9·11"事件后，中亚成为北约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伙伴。自2014年美国撤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并经历一段短暂“平静期”后，西方国家与中亚的接触最近一直在增加。美国的参与方式基本遵循了鲁默的建议：淡化民主推广，更注重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优先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举行了一系列“C5+1”部长级会议，最终在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了峰会。令中亚领导人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现在与美国和欧洲同事的会晤主要集中在互联互通、供应链、气候或关键矿产上，而不是法治或媒体自由。

除了上述大国外，中亚领导人还发现自己正与土耳其、德国、英国、法国、印度等许多其他国家加强外交接触。综合起来，这些事态发展促使观察人士声称中亚不再是一个棋盘。此外，“C5+1”的激增似乎促进了区域合作的同步发展，为五国领导人的会面和会谈创造了额外的平台——这是过去明显缺乏的一个要素。这自然引向下一个议题：在动荡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区域合作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区域合作的新阶段？

当被适用于一个五国地区时，国际“自主性”概念假定个别国家领导人有能力定义和促进整个地区的利益。因此，一个适时的问题是，区域合作动态如何支撑该地区日益增长的自主性期望。

从历史上看，中亚在地区合作努力方面有过一段坎坷历史。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该区域多次尝试建立合作平台，但大多数都失败了。最后一个是中亚合作组织（CACO），于2005年解散，随后并入了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这一事件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为“同事们送上的最佳生日礼物”，标志着中亚国家接受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平台凌驾于纯粹本土机制的现实。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直截了当地排除了建立地区联盟的可能性，称各国缺乏足够可比的政策基础和执行能力。事实上，在水资源跨境管理、运输网络建设及边界划界等问题上的分歧，确实表明该地区存在大量易引发争议的政策议题。

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领导层更迭成为重要转折点。作为该地区地理中心与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新领导人提议建立中亚国家领导人年度磋商会议机制，标志着该国从区域合作的"阻碍者"转变为"推动者"。这一形式相对温和，既为避免刺激俄罗斯，也为争取包括传统中立的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地区国家支持。该机制迄今运行良好，2024年8月在阿斯塔纳举办的第六次会议即是明证。

除了地区层面外，中亚国家也在改善双边关系，尽管保留重要的意见。自2016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成功地解决了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悬而未决的划界问题，其结果是重新开放了过境点，这对人口稠密的费尔干纳河谷人口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同盟关系条约，该条约证明了“最高和最值得信赖的国家间伙伴关系”。2024年，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类似条约。

因此，近年来，中亚地区的合作关系有加强。这与过去的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中亚各国展现出加强协作的新意愿。理论上，这一趋势将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区域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然而，重大挑战依然存在，相关预期应保持审慎态度。

今后的挑战

如果中亚的地区倡议和与外部大国的接触表明其日益增长的国际自主性在不断发展，那么这一趋势的可持续性如何？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主性”的定义。“自主性”关注的是中亚在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方面的独立程度。正如美国专家罗伯特·戴利认为那样，中亚“自主性”意味着该地区能够对俄罗斯、美国或中国中的任何一个说“不”。其次，当适用于由五个独立国家构成的地区时，“自主性”还应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一体化”，即五国作为一个行为体而非五个行为体的能力。根据这些标准，中亚似乎尚未令人信服。

首先，围绕该地区不断增长的“自主性”的乐观情绪主要是由外部动力驱动的，而不是内部动力。各大国对中亚兴趣提升源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转变。这并不否定中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但它表明这种重要性是由于中亚无法控制的动态造成的。在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中亚曾作为北约的战略伙伴获得关注，但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兴趣减退，这种关注在2010年代初逐渐消散。因此，评估中亚的行为能力不应基于其从全球行为体获得的"关注度"，而应考察其能否形成并推动自主的应对策略。若中亚在高规格峰会中仅以附议为主，其真正意义上的行为能力仍有待实现。

其次，中亚作为一个整体"行为体"的实践记录仍不稳定。尽管2016年以来区域合作确有改善，但进展的基准原本较低。在中亚国家领导人年度磋商会议持续六年后，该平台尚未产生重大成果。2024年会议上，土库曼斯坦总统公开否定了机制化的可能性，强调峰会应保持磋商性质，"无需制定严格的规则与程序"。

更为显著的是，在2022年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虽讨论了《21世纪中亚友好睦邻与合作发展条约》，最终仅三国签署。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以"需完成国内程序"为由拒绝签署。此外，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在2021年和2022年爆发了边境冲突。从至今完全封闭的吉塔边界观察，中亚的区域合作与所谓增长的行为能力，至多呈现出脆弱的态势。

结论

中亚正站在十字路口，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既为其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使其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国际行为体。俄罗斯传统主导地位的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以及西方重新调整后的务实接触，共同塑造了一个新的环境，使得中亚国家有可能提升其行动自主性并深化区域合作。

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必须与现实情况相平衡。该地区国际能见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大国力量互动的副产品，而非源于区域内部固有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区的重要性可能随着大国战略利益的转变而迅速上升或下降。诸如双边边界争端等内部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基于上述挑战，中亚国家面临着一项关键任务：将外交辞令转化为切实成果。未来的发展道路需要真正的合作——这既包括中亚国家之间的协作，也包括它们与非区域大国的互动——以确保区域自主性的提升是由内而外驱动的，而非外部环境变化的附带产物。

（编译 王天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