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文献来源：

原标题 Russia after Putin

网站名称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文献链接：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6/04/russia-after-putin/

本文认为，普京离开政坛后，俄罗斯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将在内外政策上与前普京时代高度相似。从历史看，俄罗斯的权力交接历来伴随着政变或暗杀，且始终未脱离专制框架；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因导致苏联解体而被全民反感，因此不会重演。在权力结构上，普京没有指定接班人，而是通过平衡各精英集团维持统治，继任者首先需要巩固自身权力、防范对手，很难推进任何实质性改革。在国际层面，乌克兰将成为永久敌人，即使停火，俄罗斯也必须维持占领和战争经济，西方制裁不会取消，中国的支持已经接近上限而难以进一步依赖。经济上，战争使俄罗斯依赖军工增长，一旦转向和平经济反而会引发衰退、失业和银行倒闭，而国家财富基金枯竭、增税和油价波动只能暂时缓解压力。社会观念上，多数俄罗斯人认同“俄罗斯从未侵略他国”，宁愿接受经济牺牲也要做令人生畏的强权，反西方情绪、帝国情结和斯大林形象的正面化已成为广泛共识。因此，后普京的统治者如果试图放弃占领领土或向西方妥协，会被视为背叛而招致政变，他更可能延续普京的路线，让民众继续为“民族伟大”牺牲，使俄罗斯长期处于类似《1984》中“永久冲突”的状态。只有发生重大灾难（如战争惨败、失去大片领土）才有可能改变这种轨迹，但这种可能性很低。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年73岁，执掌俄罗斯已逾四分之一世纪，是俄罗斯试图重拾对其昔日沙俄与苏联帝国控制权的主要推手。他终将从世界舞台谢幕，届时人们会寄望于一位新的俄罗斯领导人能够终结这种帝国野心与行径。然而，纵览俄罗斯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精英与公众的舆论，一个清晰的警示摆在面前：此类希望恐难成真。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很可能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如出一辙。

无论是作为总统还是总理，普京掌权27年，是俄罗斯后沙皇时代统治时间第二长的领导人，仅次于约瑟夫·斯大林。如果普京继续执政，他将在2030年7月超越斯大林执政30年零11个月的纪录。只要他活着，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自愿放弃权力。但他终将放弃权力，即便仅仅是出于生命有限这一现实。与普京同年出生的普通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只有53岁，也就是说，他们早在21年前就已不在人世。不可否认，与许多俄罗斯男性相比，普京享有更优越的医疗条件，并保持着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然而那一天终将到来，到那时俄罗斯将何去何从？

由于普京离世的时间和方式存在不确定性，确切的场景难以预测。然而，基于俄罗斯历史模式、其政治体系的现实、国际与经济力量的关联，以及包括对俄罗斯国家身份普遍共识在内的社会规范，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指明哪一种未来比其他可能性更大。本文提出，除非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革命性变革，或外部强加此类变革，否则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几乎没有希望发生改变。除非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同时改变俄罗斯的治理方式以及其精英和社会的自我认同，否则上述变革情景不太可能出现。

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坎坷历史

过去250年间，俄罗斯的每一次权力交接，几乎都伴随着政变、未遂政变、暗杀或毒杀。统治者之间的和平过渡并非惯例。

然而，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另一个常态特征是，它们确实会带来治理风格的改变，在更严酷和更宽松的统治形式之间摇摆，但始终局限在某种形式的独裁和专制体制之内。对改革步伐失去耐心的民意党人通过暗杀终结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自由化时代，亚历山大三世则以巩固警察国家作为回应。而尼古拉二世时期虽推出了一些更为进步的内政政策，即便这仅仅是出于1905年革命的压力，也曾一度缓和了这种高压。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之后，尼基塔·赫鲁晓夫推行了去斯大林化及国内改革。当这些改革被证明不成功且其外交政策变得过于反复无常时，赫鲁晓夫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不流血政变中推翻。勃列日涅夫时代带来了稳定，也带来了停滞。尤里·安德罗波夫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他希望将纪律、活力和对共产主义的重振信念带回苏联社会。只有在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之间的过渡中，现状得以维持，这仅是因为契尔年科在位不到13个月就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取代。普京结束了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但也终结了俄罗斯初生的民主制度。

因此，历史表明，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可能会与其前任相比带来一些变化。然而，历史也表明，任何变化都将局限于那些被视为维持现行体制、而非推翻它所必需的举措之内。西方观察人士应当理解这一点，以免将来误解表面文章为结构性变革。我们不应忘记过去的误判，例如最初那些乐观但却错误的报道，称安德罗波夫是一位隐秘的自由主义者，曾与异见人士会面讨论分歧。俄罗斯的沙皇、总书记和总统都有过战术性改变、战略性延续的历史，唯一的例外是戈尔巴乔夫，他的改革因完全误解了体制而摧毁了统治体系。由于全国上下对戈尔巴乔夫任期导致崩溃与混乱的普遍反感，俄罗斯现行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性很小。俄罗斯人民及其精英都会回避任何可能被视为另一个戈尔巴乔夫的后普京时代领导人，因为他的灾难性失败遗产至今仍渗透在现实中。

普京治下俄罗斯的结构

普京的继任者将不得不在俄罗斯现有的政治体系内运作，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他还将受到国际因素、经济现实以及俄罗斯统治阶级和社会的社会规范的影响，而这些规范深受普京近三十年统治（包括至少四年的乌克兰战争）的深刻影响。本文将考察这些因素，分析它们对俄罗斯下一位统治者的限制，并阐述为何这些因素很可能导致延续性，或者充其量只是在边缘地带发生变化。

俄罗斯宪法规定，如果总统死亡、辞职或无法履职，将由总理接替，直至九十天后举行选举。实际上，普京没有指定的继任者，因为对任何独裁者来说，指定继承人并允许反对派力量围绕其集结都过于危险。相反，普京周旋于各精英集团领导人之间（有的负责操纵强制工具，有的则监督俄罗斯的财富来源）并对他们加以制衡。通过这种方式，他不让任何潜在的继任者获得过大的权力，从而将其牢牢掌控。腐败文化加剧了这种内部权力平衡，因为腐败使所有政治人物都能通过被抓住把柄而变得可控。

这个体系被称为“权力垂直体系”，其功能被最大化，以维持普京对俄罗斯的控制，但并非为了转移这种控制。俄罗斯宪法规定，在总统突然离任后，该系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举行选举。俄罗斯的选举制度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结果早已预设。因此，一旦总统突然离任，宪法规定的90天选举期限，留给精英们决定新领导人人选、并炮制一场旨在象征国家认可与合法性的“门面选举”的时间，其实所剩无几。

对普京之后的任何一位未来领导人而言，首要挑战在于如何驾驭这个既离心又碎片化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权力的缰绳皆发自克里姆林宫，却彼此互不相连。所有权力线虽汇聚于克里姆林宫，却无一相互贯通；每一条都旨在制衡，甚至挑战另一条。每位主要政治人物的实力均被刻意限定：他们既无法单凭自身资源（军事或财力）夺权，也无法信任那些为夺权而不得不与之联手的人。

克里姆林宫的精英们，生活在联邦安全局（FSB）与联邦警卫局（FSO）共同编织的监控网络之下。FSB、FSO以及国民警卫队等其他内部安全机构，构成了普京体系的三大支柱。它们既能为任何觊觎普京身后大位者提供跳板，也将成为任何掌权者新的权力基石。只要这些力量继续存在或维持原状，俄罗斯的政治结构便不太可能脱胎换骨，演变成与普京所创体系截然不同的形态。

在此种条件下，改革派领导人几乎无从诞生。由于这套体系本非为权力分享而设计，下一位掌舵者很可能是那种能迅速集权于一身、同时有效防范竞争对手的人。这势必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因为他无法疏离过多的克里姆林宫派系。正如奥托·冯·俾斯麦所言：“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是可达成的艺术——是退而求其次的艺术。”在直面这一内部政治现实的同时，普京的最终继任者还将遭遇其他制约因素。

国际因素

俄罗斯新领导人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包括与乌克兰的战争（或其直接遗留问题）、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普京通过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占领顿巴斯，并于2022年全面进攻乌克兰，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死敌。无论普京离开政坛时战火仍在燃烧，还是已经实现停火，他的继任者都将面对一个决心收复失地、永久敌对的乌克兰。即便达成停火，俄罗斯也必须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保持足以供养这支军队的战时经济。只要俄罗斯仍占领着乌克兰的领土，欧盟、英国、大多数其他工业强国，甚至可能包括美国，就将继续实施经济制裁。在这些制裁以及早在2014年前就已恶化的投资环境影响下，外国投资者将对俄罗斯望而却步。

中国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又向其出售用于无人机、导弹等武器的军民两用技术，这为俄罗斯提供了经济和军事上的生命线。然而，这种援助是有限度的。2025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少于前几年；与2024年相比，双边贸易总额也有所下降。随着北京实施旨在提高能源自给率并实现油气来源多元化的能源政策，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可能进一步下降。此外，乌克兰战争使俄罗斯失去了利润丰厚的欧洲天然气市场。由于制裁以及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主要面向西方而非东方的天然局限，这一市场无法通过转向亚洲来弥补。尽管朝鲜可能提供武器弹药，印度也购买了一定份额的石油，但与乌克兰的战争已使俄罗斯的贸易伙伴所剩无几。与此同时，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地位持续下滑，甚至连叙利亚、委内瑞拉和古巴这些虽小却有历史渊源的伙伴，要么已不复存在，要么可能很快不保。

这意味着，只要乌克兰仍是永久宿敌，后普京时代的统治者通过吸引国际贸易和投资来改善俄罗斯经济的选项将非常有限。中国能提供的经济救助可能已达上限。这引出了后普京时代统治者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如何改善经济。

经济现实

俄罗斯经济饱受高通胀、高利率以及低增长乃至零增长之苦，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失业率反而较低。劳动力短缺让工人能找到工作，从而缓解了其他一些不良经济趋势，但同时也抑制了经济增长。仅有的那点经济增长也与战争相关，生产的要么是即将被摧毁的物资，要么是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在生产后爆炸的东西。这些既不能改善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也无助于经济创造财富。亚历山德拉·普罗科片科对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描述最为精当：随着战争一年年持续下去，经济越来越忙碌，却越来越贫穷。

随着国家财富基金的储蓄消耗殆尽，俄罗斯政府在为本国运转和战争提供资金方面捉襟见肘。2025年，所得税和营业税有所增加，但由于全球油价下跌，石油收入低于预期。这一趋势持续到了2026年，直至伊朗战争骤然扭转了油价。这种意外之财能持续多久尚不可知。它为陷入困境的俄罗斯经济提供了一个受欢迎（尽管只是临时）的安全阀，但并不能解决诸多固有问题。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袭击，也可能抵消这一利好。

由于制裁，俄罗斯无法像多数国家那样在国际债券市场借款来为预算赤字融资。增值税已于2026年1月1日从20%上调至22%，预计将带来143亿美元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全球油价每桶下跌7美元给政府预算造成的损失。俄罗斯还计划将企业开始缴纳增值税的门槛降低六分之五。

普京的继任者将不得不在“大炮”与“黄油”之间做出取舍，因为经济无法同时供应两者。然而，即便达成停火，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任何转型都可能威胁到政权。与乌克兰的停火会让俄罗斯国内产生期望：战时的经济牺牲终可结束，但这些期望不太可能实现。

如前所述，由于需要在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俄罗斯无法完全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此外，即便是有限的转型，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也充满政治风险。国防合同（经济中那点有限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取消，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防工人失业，将在大量士兵复员并寻找平民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国防开支的削减还会威胁到许多被迫向军工综合体提供无担保信贷的银行，高利率将使企业难以筹集资金，将工业生产转回消费品。

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着一次严重的衰退，而这正是工业经济在战争结束后应有的常态。对今天的俄罗斯而言，即便是部分向和平经济的转型，也可能导致银行倒闭、失业率上升、通胀与高税收持续以及负增长。克里姆林宫或将面临社会动荡，因为人们会意识到，战火的平息并未带来牺牲的终结。

基于国际和经济现实，普京的继任者似乎理应尝试改善国际关系（尤其是与乌克兰的关系），以结束西方制裁、消除维持占领军的必要性，并吸引外国投资来缓冲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转型，从而改善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

然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原因有三。第一，这正是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尝试过的。那次冒险让莫斯科失去了帝国，也让共产党失去了权力。这不是一个能在克里姆林宫获得热烈认同的策略。第二，这需要莫斯科放弃那些被视为俄罗斯领土、付出了巨大生命代价才夺取或“收回”的土地。这将与当今大多数俄罗斯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公民）所接受的社会规范背道而驰。第三，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替罪羊，用以为其无法终结的经济牺牲辩护。

俄罗斯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即支配群体内可接受行为的成文和不成文规则，对俄罗斯政治体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有着重大影响。适用于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主要规范是，俄罗斯精英和社会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想要什么。这通常以一种民族理念或民族认同的形式表达出来。

伊利亚·普里泽尔在其《民族认同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一个政体的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解读自身的历史。”民族认同不仅深刻影响着一个社会对自我的认知，也深刻塑造着其政府基于这种自我形象所制定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当前的民族认同，既植根于过去几十年普京政权的宣传，也植根于数个世纪的俄罗斯历史与政治文化。它融合了弥赛亚主义、帝国主义、欧亚主义与再斯大林化，勾勒出一个被西方压迫、却在道德上更为优越且自成一格的俄罗斯形象。由此形成的民族认同，带有强烈的反西方敌意——而这种敌意，又被普京精心培育的“伟大卫国战争”崇拜以及对1990年代经济与国力孱弱的记忆所不断强化。在这样的心态下，无论是乌克兰问题上的妥协，还是与西方的缓和，都几乎没有空间。

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即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神话，既意味着俄罗斯肩负着文明教化的使命，也意味着其周边地带不仅需要纳入势力范围，更需要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它还暗含着：邻国无力脱离莫斯科而自主决定命运。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因为在许多俄罗斯人的鲜活记忆中，莫斯科的控制力曾从易北河延伸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北极延展至奥克苏斯河。对帝国的记忆，也是对逝去伟大的记忆，它滋养着一种渴望重归伟大的身份认同。

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既非西方、亦非东方的独特文明，它提供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身份认同，拒绝根植于尊重个人之上的西方标准。相反，欧亚主义强调“集体”高于个人，强调俄罗斯灵魂的独特性。这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断强化的信息。虽然欧亚主义并未被所有俄罗斯人接受，但它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高度契合：这种政治文化从未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的影响，却饱经蒙古统治、数百年专制与斯大林主义的洗礼。最后，斯大林其形象的修复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民族认同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专制与帝国统治的正当性、对敌人的非人化，以及为实现社会或政治目标而诉诸大规模暴力的合法性。如今，近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公民对斯大林抱有好感，许多俄罗斯政客倾向于将他视为一位魅力型领袖和强有力的政治家，并在办公室中悬挂他的肖像。

这种认同体现在诸多行动之中：与西方持续冲突，手段包括暗杀、纵火、颠覆和经济战；在乌克兰战争中毫无悔意地对平民实施大规模战争罪行，同时让俄罗斯本国公民付出巨大伤亡；甘受经济困顿与个人自由的剥夺，只求能换得自视为伟大国际强国一员的心理归属。

根据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九成俄罗斯人支持吞并克里米亚，认为基辅应当接受这一损失，还认为其他邻国的部分地区也应归属俄罗斯。即便是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可能怀有深厚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信念。这其中包括异见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曾宣扬针对中亚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论调，对吞并克里米亚的看法也时有摇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抵制共产主义，但临终前建议将北哈萨克斯坦并入俄罗斯，并建立一个由莫斯科领导的、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斯拉夫联盟。再往前追溯，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虽反对沙皇专制，却会迅速提笔支持俄罗斯在波兰的帝国主义行径，他1831年的诗歌《致俄罗斯的诽谤者》便是明证。

近期的民意调查表明，虽然大多数俄罗斯人希望战争结束，却不愿为此妥协。2025年1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与列瓦达中心的联合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预计俄罗斯将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同一民调还显示，55%的人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令其他国家畏惧和尊敬的世界强国，而不是一个生活水平更高的国家（后者的比例为41%）。同年年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报告称，70%的俄罗斯人预计将在2026年获胜。2026年1月，列瓦达中心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表示，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战争是西方强加的，俄罗斯最终会获胜。古德科夫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仅经历过六年和平，因此国内出现了“意识军事化”。他还提到列瓦达中心2024年的一项民调，该民调发现65%的俄罗斯人同意“俄罗斯从来不是侵略者或与其他国家冲突的发起者”这一说法，而1998年时仅有36%的人持此观点。

尽管对任何独裁国家进行的民调都需谨慎对待，但这些民调、其他研究以及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内容均警示，普通俄罗斯人与统治精英在民族理念上的差距可能并不大。此外，当战争伤亡主要由其他族裔和社会边缘群体承担时，俄罗斯族人那种“我的祖国，不管对错”的态度及其对战争的支持，就更容易维持下去。

普京的核心圈子（继任者将从中产生）清楚这些公众情绪。该群体的世界观也相对同质，对其中大多数人而言，这种世界观是在苏联时期于安全部门或军队服役期间形成的。普京核心圈子中唯一一位对乌克兰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表现出些许担忧的成员德米特里·科扎克，已被克里姆林宫政治负责人谢尔盖·基里延科取代，后者的国内职责如今涵盖俄罗斯与其所谓“近邻”国家的关系。普京似乎正在清理门户，以确保自己死后不会重蹈苏共政治局的覆辙——当年他们正是从自己人中选出了一位最终摧毁了整个体系的继任者。

无论谁接替普京，都将出自一个非常有限的候选人库。这些人都拥有相似的背景和信仰，且已共同掌权多年。他们很可能具有典型的“群体思维”心态。这种心态，在几年前由时任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家的弗拉基米尔·苏尔科夫在其文章《普京的长久国家》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达。苏尔科夫在文章中写道，当前的政治秩序已经通过了“压力测试”，“不仅在未来几年、几十年，而且很可能在整个世纪，都将是俄罗斯民族生存与崛起的有效手段。”对核心圈子而言，关键在于：普京的死亡或下台只意味着领导层的更迭，而非一场威胁其自身权力、财富与生命的政权更迭。

结论

无论谁接替普京，其改善俄罗斯国际地位与经济状况的选项都将十分有限，因为所需的妥协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无法接受的，可能威胁政权稳定，也与俄罗斯作为超级大国的自我形象相悖。这些因素很可能被置于世界和平或经济改善之上。

为何新领导人不能果断结束战争，将责任推给普京，并做出重大领土让步，寄望于宣传与武力来维持自身统治呢？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不做此决定，原因之一是本人真正信奉俄罗斯民族理念。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将立即被指控出卖神圣的俄罗斯土地，这便为对手推翻他提供了借口。此举将赢得俄罗斯退伍军人、军方领导层、阵亡者亲属、东正教神职人员、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广大普通公民的广泛支持。他们普遍认为，俄罗斯国旗一旦插上，就永远不应降下。政变策划者将作为爱国者而获得合法性。在乌克兰问题上妥协，更有可能引发政变，而非带来和平。

除非经济问题严重到超过1990年代的水平（尽管当时形势严峻，但大多数俄罗斯人也记得自己最终幸存下来），否则不会迫使后普京时代的领导人采取那些既损害其权力基础、又违背多数俄罗斯人信念的步骤。无论谁接下来入主克里姆林宫，都绝不能被视为受西方摆布。因此，他很可能会继续走在普京最先开辟的道路上。这意味着政策将继续要求俄罗斯人民为了国家的伟大而做出牺牲，同时也成为牺牲品。俄罗斯的未来，很可能成为奥威尔小说《1984》中大洋国与欧亚国之间“永久战争”的现实版映射。这是未来唯一可能的情景吗？并非如此，但它是最有可能的，除非俄罗斯的民族认同与国内政治发生革命性变化。俄罗斯不太可能改变其外部行为，除非其内部的政治文化与民族认同率先改变。

除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现代俄罗斯政治体系与外交政策另一次发生结构性变革的政治转型，便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真正的改变不太可能发生，除非先有一场灾难，迫使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社会重新思考其民族理念，正如二战后的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那样。这样的事件必须是一场重大灾难，例如在俄中战争中失去亚洲领土给中国。这可能使俄罗斯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一个拥有西方价值观的欧洲国家，以制衡中国的霸权。然而，输掉与乌克兰的战争则可能带来另一种革命。由于许多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并非在与基辅作战，而是在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战败可能引发政治动荡，而这种动荡将借“背后捅刀子”的托辞进一步强化反西方的民族认同，恰如一战后德国国家社会党所宣扬的“匕首传说”。随着本世纪继续向前推进，俄罗斯仍将是“普京的俄罗斯”，它以18世纪和19世纪的沙皇俄国为蓝本，亦即历史上所称的“俄罗斯帝国”。

本文已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前分类审查委员会的机密信息审查。文中所有事实陈述、观点或分析均为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或观点。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解读为美国政府认证信息或认可作者观点的暗示或明示。

(编译：黄艺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