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如何影响中亚地区

文献来源：

原标题 How the War in Iran Affects Central Asia

网站名称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文献链接：https://jiss.org.il/en/grinberg-how-the-war-in-iran-affects-central-asia

文章指出，随着伊朗国内政治与军事压力增大，其在中亚的影响力相对削弱，中亚国家因此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与风险。中亚各国正在通过外交多元化来降低对伊朗的依赖，同时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寻求新的区域合作伙伴，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伊朗冲突扰动了传统贸易和能源通道，中亚国家被迫寻找替代路线与供应链，以保障能源进口和出口市场的稳定。同时，冲突的溢出效应可能加剧中亚边境和社会稳定风险，例如阿富汗局势变化对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迫使各国加强边境管理与防务协作。总体来看，伊朗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权力格局，也推动中亚国家在外交、经济与安全上进行主动调整，以提升区域自主性并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近年来，伊朗一直试图通过经贸合作、交通通道和文化联系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2025年，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哈萨克斯坦开始增加经由伊朗阿米拉巴德港出口的粮食规模，两国提出将双边贸易额提高至30亿美元。伊朗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贸易额也在较短时期内增长数倍，土库曼斯坦则与伊朗围绕铁路运输以及以天然气换取粮食的易货安排展开谈判。这些动向表明，德黑兰一度希望将自身打造为中亚国家连接波斯湾和国际市场的重要南部枢纽，并以此强化对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区影响力。然而，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使这一进程迅速中断。伊朗军事工业体系和港口物流设施受到严重冲击，其南部运输通道的可靠性显著下降，中亚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与伊朗合作所面临的长期风险。

战争不仅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也暴露出伊朗地区战略的内在脆弱性。伊朗长期依赖所谓“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模式，希望在中央领导层受到冲击后，仍然维持地方军事力量的行动能力。冲突发生后，这种模式确实使伊朗保留了一定抵抗能力，但也带来了指挥分散和行动失控问题。部分地方武装力量在缺乏统一协调的情况下对周边国家发动攻击，进一步损害了伊朗与邻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更重要的是，即使这种模式能够延长军事抵抗，也无法保障国际贸易正常运行。国际运输依赖稳定的港口、保险、金融结算和物流网络，而这些条件在战争中均受到破坏。因此，中亚国家不再将相关问题视为短期中断，而是开始为一个伊朗长期弱化的地区环境制定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是最早感受到冲击的中亚国家之一。过去数年，塔什干将经由伊朗的运输路线视为通往印度洋的重要捷径，希望借此降低对北部交通路线的依赖。但战争爆发后，这些原本具有战略价值的路线迅速转化为风险来源。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首先面临大规模撤侨压力，需要组织滞留在伊朗及波斯湾地区的本国公民撤离。乌兹别克斯坦驻阿什哈巴德使馆加强了与土库曼斯坦方面的协调，将边境城市塞拉赫斯作为重要集结点，通过紧急调度车辆将人员从伊朗边境转移至安全地区。这一变化具有象征意义：原本承担贸易功能的边境通道，转而成为应急撤离路线。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国内也出现供应链压力。虽然伊朗并非乌兹别克斯坦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伊朗是其奶制品、食用油和部分生活用品的重要供应来源。南部通道受阻后，从迪拜杰贝阿里港转运的货物成本明显上升，部分消费品供应趋紧。文章认为，这场危机促使乌兹别克斯坦加快推进“绿色走廊”项目，通过阿塞拜疆将中亚电力系统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该项目不再只是能源转型或环保工程，也被赋予更强的战略意义。塔什干越来越重视中部走廊建设，希望通过交通和能源路线多元化，减少对伊朗高原和波斯湾地区的依赖。

哈萨克斯坦的政策变化更加明显。战争初期，阿斯塔纳仍然试图维持相对平衡的外交立场，但伊朗无人机袭击阿塞拜疆纳希切万地区后，哈萨克斯坦对伊朗的认知出现转变。哈方逐步暂停与伊朗合作的多个项目，原定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的目标也难以继续推进。哈萨克斯坦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以农业产品为主，小麦和大麦等粮食出口占据较大比重。然而，战争导致港口、保险和金融结算体系受阻，伊朗进口商不愿继续签署新合同，部分哈萨克斯坦粮食运输船只只能停泊在港口外等待，里海粮食贸易陷入停滞。纳希切万袭击事件也推动哈萨克斯坦更加重视防空体系建设和地区安全合作。文章认为，阿斯塔纳已经不再将伊朗单纯视为一个存在经济困难的邻国，而是将其视为可能影响中亚和南高加索稳定的风险来源。哈萨克斯坦因此进一步加强与阿塞拜疆以及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欧亚交通和安全合作网络。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公开批评伊朗国内权力结构失衡，认为伊朗总统难以对军事力量形成有效约束，这也反映出哈方对德黑兰决策能力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

与哈萨克斯坦相比，土库曼斯坦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土库曼斯坦与伊朗拥有较长边境线，长期奉行中立政策，并通过跨境贸易和天然气互换机制维持与德黑兰的务实合作。战争爆发后，土库曼斯坦西部地区特别是巴尔坎州出现食品和生活用品供应紧张。该地区过去高度依赖从伊朗进口的商品，塞拉赫斯等边境通道受阻后，市场价格上涨，日常供应压力加剧。对于普通居民而言，进口商品价格快速上升直接影响生活成本，也使土库曼斯坦政府面临更大治理压力。战争还破坏了土库曼斯坦与伊朗之间的天然气互换安排。过去，伊朗可以作为能源转运节点，帮助土库曼斯坦拓展出口空间。但在基础设施受损和地区局势不稳的情况下，德黑兰难以继续发挥可靠中转枢纽的作用。阿什哈巴德虽然在公开层面仍然维持中立姿态，但实际上已经加快寻找替代合作伙伴。土库曼斯坦开始更加重视与中国、阿塞拜疆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也通过参与“B5+1”等机制寻求新的经济支点。伊朗的弱化迫使土库曼斯坦重新思考长期依赖中立政策和南部路线的现实代价。

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最为复杂。作为中亚地区唯一以波斯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塔吉克斯坦长期以来是伊朗文化外交的重要对象。德黑兰试图借助语言、历史和文明联系，扩大其在杜尚别的影响力。2025年，伊朗总统访问塔吉克斯坦期间，双方签署多份合作文件，希望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交通领域推进新的合作项目。塔吉克斯坦也曾将伊朗视为连接国际水域的重要南部通道，希望借助恰巴哈尔港降低对俄罗斯方向和阿富汗方向运输路线的依赖。然而，战争使这些设想难以继续推进。伊朗南部走廊失去稳定性，港口和运输设施面临长期风险，塔吉克斯坦期待已久的出海路线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杜尚别长期坚持世俗主义路线，对伊朗宗教保守主义和代理人网络始终保持警惕。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担忧。文章认为，塔吉克斯坦正在更加重视现实利益，而不是文化认同。道路、铁路、港口和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上升，使塔吉克斯坦逐步靠近中部走廊和突厥国家合作网络。塔吉克斯坦获得突厥国家组织观察员地位，也被作者视为这一变化的体现。

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地理位置上距离伊朗较远，但同样受到供应链中断的间接影响。作为内陆经济体，吉尔吉斯斯坦对外部能源、化肥和运输价格变化较为敏感。战争爆发后，燃料、运输和农业投入品价格明显上涨，化肥价格波动尤其突出，直接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对吉尔吉斯斯坦而言，伊朗战争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区冲突，而是通过全球供应链和地区物流网络传导至国内市场的经济问题。文章指出，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公开呼吁停火，但也在调整贸易政策，降低对伊朗市场及相关路线的依赖。从区域层面看，战争最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交通走廊之间的竞争格局。多年来，伊朗和俄罗斯一直推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建设，希望借助该路线连接印度洋、里海和俄罗斯市场，并形成对传统海上运输体系的替代。战争表明，运输走廊的可靠性取决于最薄弱环节，而伊朗恰恰成为最不稳定的节点。港口受损、金融结算困难、保险费用上涨和地区安全风险，使南部走廊失去吸引力。即使未来局势暂时缓和，国际企业和金融机构也未必愿意迅速恢复相关业务。

与之相比，绕开俄罗斯和伊朗的中部走廊，即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重要性明显上升。该路线连接中亚、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和欧洲市场，虽然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基础设施仍需完善，但在地缘政治层面更加可控。过去，中亚国家对是否大规模投入中部走廊建设仍然有所犹豫；战争之后，这一路线逐渐从备选方案转变为战略重点。突厥国家组织之所以能够扩大影响力，关键在于其更加重视道路、铁路、港口和能源管线等具体项目，而不是主要依赖文化或宗教叙事。伊朗官方媒体仍然试图维持对外合作正常运转的形象，但部分经济类媒体和专业分析人士已经开始讨论战后贸易格局恶化问题。伊朗国内话语逐渐从强调地区影响力，转向强调如何突破封锁、恢复物流和维持基本贸易。德黑兰也越来越担心，中亚国家和南高加索国家正在加快靠近美国、土耳其和以色列，伊朗北部周边的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伊朗短期内难以恢复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即使停火持续，德黑兰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重建港口、物流设施、金融结算渠道和外部信任，而这些条件并非短期内可以恢复。对于中亚国家而言，战争已经使其跨越一个重要门槛：伊朗不再只是一个能够提供南部通道的邻国，而是一个具有长期不确定性的风险来源。中亚国家将继续推进贸易路线多元化，强化与阿塞拜疆、土耳其、中国、欧盟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的合作，以降低对单一通道和单一伙伴的依赖。伊朗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影响力下降，为以色列拓展对外关系、加强情报合作和深化与阿塞拜疆及部分中亚国家的联系创造了空间。但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可能成为地区格局调整的重要受益者。安卡拉通过阿塞拜疆、突厥国家组织和中部走廊不断扩大影响力，在部分领域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在其他领域也可能成为竞争者。因此，以色列不应简单地将伊朗弱化视为自动获得的战略收益，而应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同时避免土耳其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形成排他性主导地位。

总体来看，伊朗战争正在推动中亚地区发生结构性变化。伊朗过去依赖南部走廊、文化联系和地区网络形成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中亚国家则加快向更加分散、更加稳定的交通和合作体系转型。中部走廊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突厥国家组织影响力不断增强，外部力量围绕中亚交通、安全和经贸合作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对于中亚国家而言，这场战争既带来供应链中断、市场波动和安全压力，也提供了重新调整对外关系、增强战略自主性和推动合作多元化的机会。

（编译：韩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