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坚决抵制特朗普施加的压力

                           

                           

文献来源：

原标题 China Is Determined to Hold Firm Against Trump’s Pressure

网站名称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文献链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missary/2025/04/trump-china-us-trade-war-tariffs?lang=en

近期，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项目负责人里克·沃特斯（Rick Waters）和研究员希娜·切斯特纳特·格雷滕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撰文指出，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过分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弱点、美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美国处理贸易战影响的能力。在特朗普上任后，美中关系恶化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想得要快。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声明都显示出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态度应对美国施加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研究出一个仍然可以从外部进行塑造的政策方向。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的恶化速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早期，特朗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积极评价、在关税问题上适度的开放举措以及在投资问题上相互冲突的信号都表明，双边摩擦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自从4月2日特朗普发表所谓的“解放日”声明以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所想所为也逐渐明晰。

首先，美国和中国都认为领导人层面的外交对于解决当前的贸易战僵局至关重要，但华盛顿和北京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截然相反。美国政府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接触应该是自发和直接的，但中国政府认为，必须事先通过正式的接触认真策划。

特朗普与墨西哥、加拿大和乌克兰的早期接触使得中国强化了面对高层外交一贯的谨慎态度。一位中国官员私下指出：我们希望尽早与领导人接触，但我们不会像（加拿大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那样匆忙前往马阿拉歌庄园。会晤必须经过精心准备。中国方面认为领导人层面的外交是必要的，但他们也认为这是高风险的，并希望在特朗普和习近平正式会晤之前先进行较低级别的沟通来降低这种风险。

在特朗普政府早期的100天里，尽管有许多官员发表政策声明或外交言论，但北京认为这些都可能随时被特朗普否定或改口。因此，中国不愿基于其他美方官员的言论做出外交决策，而更倾向于等待特朗普本人发声，体现出对“个人化总统风格”的高度敏感与防范。在这一看法改变之前，中国不太可能主动推进特朗普和习近平对话，但是很有可能回应美国主动发起的对话。

其次，中国政府尚未明确特朗普征收关税的目的，特朗普是想让产业回归美国还是想重新平衡双边贸易呢？芬太尼关税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将让步作为全面协议的一部分，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对与美国关税减免没有直接联系的前体化学品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无论是官方声明还是私下交流，都普遍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政府打算坚决抵制美国的压力，美国高估了中国经济的疲软、美国自身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应对贸易战影响的能力。这一态势可以解释中国应对贸易制裁策略的转变——从缓和态度转变为积极应对。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将特朗普新政府视为其必须应对的长期战略挑战，而不是亟须解决的危机。

最后，中国的反制目前仍局限于贸易领域，但金融和安全领域的外溢风险正在出现。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仍将持续。曾对中美关系起过稳定作用的社会纽带也在逐渐瓦解。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正在不断攻击中国，比如白宫发文将新冠病毒起源直接指向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员收紧签证政策等，这导致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美国官方言论和政策的反制。

在双方都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对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先放松。贸易战将导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和失业，而美国则可能出现滞胀、市场波动、衰退，并削弱其召集临时联盟对抗中国的能力。特朗普政策的不断变化，又对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的关税豁免，使得中国政府在等待时机，看其是否会在国内压力下屈服。就目前而言，中国似乎正在利用国内的爱国情绪，尽管国内的态度很难衡量并且随着经济转型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态度可能会稍纵即逝。

在地缘政治方面，杠杆作用也是喜忧参半。如果政府能尽早与几个主要合作伙伴达成交易，美国就能得到提振，但贸易谈判的复杂性使这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中国受益于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高调国事访问，尽管这些访问很可能是提前几个月就计划好的。中国政府对欧洲的魅力攻势面临着结构性障碍：4 月 11 日当周，美国西海岸的货运量出现了两位数的百分比下降，而与此同时，欧洲的集装箱运量却出现了几乎相同幅度的增长。双方都认为时间会削弱对方，但这一观点即将受到检验，而此时却更难找到出路。

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中美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将美国关税的实施时间改为更符合第三国谈判和供应链转移决策的现实时间表。这一方案可以促成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或会晤（也许是在今年秋季多边峰会的间隙），暂时缓和紧张局势并控制溢出风险，同时也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谈判争取时间，以便更好地界定 “友商”。但考虑到紧张局势和美国在亚洲峰会上乏善可陈的出席记录，一些中国学者推测面对面会谈可能会推迟到2026年，从而限制了在此期间解决双边摩擦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缓慢发展的政治体制显示出其正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将地区外交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提升到与“大国关系”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国外交政策的其他要素目前基本保持一致，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兴趣积极填补美国正在缩减的领域，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项目。换句话说，中国似乎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其最重要的利益得到保护，同时等待美国的政策更加明确。

中国领导人似乎正在争论美国内外政策的转变会有多持久，以及它们带来的是风险还是机遇。争论的内容是积极的，例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随着出口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刺激内需。其他迹象则更令人担忧，据报道，一些人认为，减少相互依存可以降低强行“统一”台湾的成本。但这些仍是争论，而非定论。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研究并更新政策方向，而这一方向仍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因素决定。

（编译：李怡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