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美中关税及全球影响

   

                         

文献来源：

原标题 President Trump’s Trade War: the U.S.-China Tariff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网站名称 Researchgate

文献链接：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90874484_President_Trump%27s_Trade_War_the_US-China_Tariffs_and_Global_Implications

本文研究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政府发起的美中贸易战的起源、机制和全球影响，特别关注两国征收的对等关税。虽然该政策旨在解决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盗窃等结构性失衡问题，但关税升级揭示了全球供应链内部的深刻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该研究分析了这些措施对美国、欧盟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全球制造业、贸易规范和地缘政治结盟的影响。文章借鉴古典和现代贸易理论，认为尽管保护主义措施可能提供短期杠杆，但它们往往会破坏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和效率。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特朗普总统对国际贸易的态度一直以保护主义和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对抗姿态为特征。他认为现有的贸易协定对美国工人和产业不利，从而推动了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和振兴国内制造业的“公平和互惠”贸易实践。他的战略的核心是追求互惠贸易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这些政策导致了通常所说的“贸易战”，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关系和供应链。本文评估了美中互惠关税及其对美国、欧盟(EU)和更广泛的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特别是在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方面。特朗普政府认为，利用关税将作为一种战略工具，迫使重新谈判现有贸易协议，恢复经济平衡。

美中贸易冲突的历史背景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美中贸易紧张局势长期存在，但主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论坛进行管理。然而，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采取了单边和激进的方式来解决他所说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强制技术转让和窃取知识产权。2018年7月，美国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即对等反制。至2019年底，美国对超36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税，中国则对约11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税。

当前美中互惠关税:截至2025年4月16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互惠关税相继出台:

美国关税措施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在国家紧急框架下，对除加拿大、墨西哥外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

2025年4月9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34%的“互惠关税”，使对中国商品的总关税最低达到54%，部分原受301条款关税的商品税率高达76%。

2025年4月10日，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最低提高到145%，这是美国现代贸易政策中最高的税率。相比之下，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通常被认为是保护主义政策的顶峰，该法案规定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40%，突显了当前措施的空前性质。

某些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电脑、路由器和芯片制造设备——被豁免，以保护美国的科技行业。

中国反制措施

中国从2025年4月10日开始对所有美国商品征收34%的关税，并暂停了有关TikTok出售谈判。

对钨、碲、钼、铋和铟等关键矿物实施出口管制，这些矿物对高科技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

2025年4月15日，中国加大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海关检查力度，暂停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的关键采购协议，外交谈判进一步破裂。

这些政策转变代表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节点。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的关税升级水平是一个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这不仅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相似，也与冷战时期的经济分割相似。有针对性地排除高科技产品，凸显了两国的战略考量，双方都在寻求保护自己的创新能力，同时对对方施加最大压力。双层关税表明经济对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能使脱钩趋势制度化，并加剧全球贸易秩序的系统性碎片化。

对美国的影响

关税升级，特别是自2025年4月16日起对中国商品征收145%的关税，加剧了贸易战的经济后果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虽然一些国内生产商从外国竞争减少中获得了短期利益，但长期的弊端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短期收益:一些国内生产商因外国竞争减少而受益。

长期不利因素:依赖中国原料的美国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增加;报复性关税对美国出口商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农业和汽车行业。这些成本增加波及整个供应链，降低了利润率，阻碍了竞争力。

对消费者的影响:美国家庭正在经历包括电子产品、电器和纺织品在内的广泛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更广泛的通胀压力。

战略不确定性:最近的事态发展加剧了市场波动和投资者的警惕。

为了缓解这些长期的经济挑战，进一步的分析和战略规划将是必要的。

供应链多元化:鼓励制造商建立更具弹性的多国供应链，以减少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过度依赖。

创新和自动化投资:增加对研发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抵消更高的投入成本。

战略贸易联盟:加强与盟国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提供替代市场和材料来源。

有针对性的支持计划:为受关税相关干扰不利影响的部门和工人提供补贴和再培训。

145%的关税是现代最高税率，甚至超过了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后者的平均税率约为40%。许多经济学家(Irwin, 2017)警告说，从历史上看，这种极端的保护主义与深度衰退和贸易收缩有关，从长远来看，有可能破坏美国经济的稳定。

对欧洲联盟和美国盟友的影响

欧盟和其他盟友经济体继续面临中美贸易冲突升级的重大间接影响。2025年4月的关税激增给他们的挑战增加了新的维度:

对制造业的依赖:欧盟虽然不是贸易战的直接参与者，但发现自己陷入了交火。欧洲经济与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电子和化工等领域。例如，德国汽车制造商严重依赖中国零部件，并在中国保留了大量生产设施。因此，供应链中断和贸易不确定性将导致生产延迟和投资者信心下降。

战略空间受限:欧盟在贸易方面的战略自主权也受到挑战。欧盟面临着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压力，同时保持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联系。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欧洲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单边做法削弱盟友凝聚力。

贸易转移:部分国家因中美企业寻找替代供应路线受益。然而，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导致了投资和工业产出的停滞，尤其是在出口导向型的欧盟经济体。欧洲企业将被迫寻找替代供应来源，从而增加运营成本。

地缘政治紧张:盟国对美国贸易政策的不可预测性表示担忧，这会损害多边合作。在欧盟面临全球供应路线可能重新调整之际，缺乏凝聚力的跨大西洋战略削弱了其在塑造新贸易框架方面的影响力。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从电子产品到制药，供应链都与中国工厂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相互的关税促使了一些多样化，但完全脱钩仍然是不切实际的，原因包括：

规模和专业化: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在许多行业都是无可替代的。

成本效率:替代方案往往更昂贵或缺乏足够的产能。

时间滞后:建立新的供应链需要数年时间，在此期间，企业仍然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

制造业基础不断扩大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和墨西哥)，随着企业寻求中国以外的替代品，需求增加。然而，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和政治不稳定，这些增长并不均衡。其中一些国家缺乏足够的港口容量、熟练劳动力和整合的供应链来应对全球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

长期全球经济风险

2025年4月的关税升级大大加剧了与贸易战相关的风险：

更深层次的贸易碎片化:全球贸易体系进一步向双边协议和区域贸易集团倾斜，削弱了WTO的权威。

供应链民族主义:各国正在加倍努力使制造业本地化，特别是在半导体、稀土和制药等战略行业。这一趋势正在加速效率低下和全球通胀。

全球价格上涨:新的关税和矿产供应中断推高了全球生产和成品成本，限制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

平行的技术生态系统: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电信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正在走不同的道路。这种分歧可能会永久地降低全球协作创新。这些发展标志着冷战后全球化的长期背离，走向更加碎片化和对抗性的经济格局。

解决美中贸易冲突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的贸易战，现在处于重新升级的阶段，已成为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贸易冲突之一。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措施和中国的反制报复，突显了对多边主义的日益幻灭，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深蒂固。为了减轻进一步的经济损失并恢复一定程度的稳定，美国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解决的途径:

有针对性的谈判:恢复针对特定争议领域(如知识产权执法或关键矿产准入)的双边讨论，可以在不损害更广泛目标的情况下提供相互让步。

多边参与:利用更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欧盟、日本、印度)结成联盟，在改革全球贸易规则方面形成统一战线，可以减少对单边关税的依赖。

通过合作激励回流:以税收优惠替代惩罚性关税，吸引关键产业回到美国，可能会带来更可持续的国内增长，同时避免国际反弹。

建立信任措施:建立一个以可核查的贸易条款，以遵守为条件的分阶段关税削减框架，可以打破报复性循环。

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当前的轨迹将指向一个全球经济长期分化，威胁创新、增长和地缘政治稳定。

结论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规模、对多边贸易规范的背离及其对供应链和地缘联盟的长期影响，标志着全球经济史的转折点。尽管旨在纠正失衡和保护美国工业，但惩罚性关税的广泛影响——从盟友关系紧张到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将持续塑造经济秩序。未来需平衡国内战略与国际外交，通过支持制造业、将发展中经济体纳入高价值供应链以及利用多边协议缓解损害，至关重要的是，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维护全球合作和经济开放，因为这是共同繁荣所依赖的基础。

（编译：纪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