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无限制的核武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后的新时代

                   

文献来源：

原标题 Nukes Without Limits? A New Era After the End of New START

网站名称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文献链接：

https://www.cfr.org/articles/nukes-without-limits-a-new-era-after-the-end-of-new-start

美俄双方唯一的核裁军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26年2月5日到期，这标志着一个军备控制时代的结束。军控协议在最佳状态下能够提供可预测性，并帮助相关各方避免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军事集结。《新削减战略武器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作用下草率终结。那么美俄接下来的核关系将会如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斯坦顿核安全高级研究员艾琳·D·邓巴赫与四位军控谈判代表和核政策专家进行了交谈，分析了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器不受限制的世界景象，以及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应该走向何方。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的立场。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最后一个限制核武器条约于 2026年2月5日到期。这标志着一个军备控制时代的结束，该条约限制了美俄两国核武器的规模和状态（status），限定两国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最高为1550套。

然而有报道称，美俄两国已同意继续对话并制定后续协议，这令人感到乐观。尽管可能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但美俄或许能够找到维持一定程度可预测性的方法。然而，即便能够达成互惠互利的政治协议，华盛顿和莫斯科似乎都已准备好部署更多核武器，这有可能引发军备竞赛。

军控协议在最佳状态下能够提供可预测性，并帮助相关各方避免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军事集结。《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停止了该条约框架下的现场核查项目，且未再恢复。条约规定到期后可延期五年，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1年同意了延期。此后俄罗斯的各种行动，包括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直接导致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草率终结。但军控时代的终结并不妨碍世界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未来的谈判或承诺，甚至也不妨碍将美俄数十年的合作经验应用于美中关系。

随着《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斯坦顿核安全高级研究员艾琳·D·邓巴赫与四位军控谈判代表和核政策专家进行了交谈，分析了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器不受限制的世界将会如何，以及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应走向何方。

通过验证建立信任

在敌对关系中，军备控制可以成为“合作的亮点”。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达成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该条约在美俄关系其他不确定因素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为核武器问题带来了稳定。条约规定，美俄两国部署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数量均不得超过700个，战略导弹发射装置不得超过800个，核弹头数量不得超过1550枚。其逻辑在于，鉴于两国已拥有足以相互摧毁的核武器，这些限制条件可以保证两国实现各自的国家安全目标。

麻省理工学院学者、五角大楼前战略稳定副主任奥斯汀·朗（Austin Long）认为，这些限制是为之前时代而设计的。如今的安全环境与以往已天差地别，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自2010年以来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也因为中国的核武库正迅速扩大，而朝鲜现在也拥有了一支虽小但足以威慑对手的核力量。

随着《开放天空条约》、《中导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等的终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代表着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的共同承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学者，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威慑与稳定局前高级顾问简·韦恩曼（Jane Vaynman）表示，在后冷战时代，这一正式承诺有助于追究责任。她指出：“军控协议作为通过谈判达成的国际制度，增加了正式理解的保障”，因此“当有人偏离协议……或者作弊时，人们就会知道。这很重要。”

为了核查条约的遵守状况，相关国家可以实地进入对方的核武器军事设施，承诺不干扰对方的卫星和其他核情报收集活动，定期交换数据，并承诺使用条约争端解决机制——双边协商委员会（BCC）解决有关分歧。条约中的核查措施十分有力，每个细节都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军方人员精心协商，甚至包括同意核查人员携带手电筒和“两卷胶带”。

美国和俄罗斯“多年来都习惯了……将我们的战略力量部署完全暴露给对方”，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北约前总干事、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罗斯·戈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说。

新冠疫情爆发前，双方每年进行18次互访，以更好地了解和核实数据。但普京在2023年停止了实地核查，因此一些人认为该条约已形同虚设。在一些人看来，条约的失效只不过是为一段已经写好的文字画上句号而已。

未来几年，两国情报界将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该条约的缺失。核限制条款，即双方承诺互不干涉对方的国家技术手段（NTM），也让华盛顿和莫斯科确信对方不会攻击双方用于预警的地面和天基系统。随着美俄两国都在推进核指挥控制系统的数字化——这些系统既能防止核武器被滥用，又能随时准备发射核武器——该条约更加有助于防范不确定性和误判风险。如今，一旦预警卫星探测到干扰或功能失效，就可以怀疑对方的攻击正在进行。

奥斯汀·朗指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现场核查帮助情报界了解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部队结构等。反过来，俄罗斯方面也同样如此。”开源研究人员可以观察到俄罗斯是否降低了其核力量的透明度，但该条约的失效给国家技术手段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中曾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表示，先前的军控协议“增强了情报界的信心”。他警告说，如果没有核查，情报评估将变得不那么精确，作战指挥官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导致他们“可能会要求更多装备。而更多装备意味着预算需求增加。”

一场缓慢而持续的军备竞赛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使部署的核武器总数降至冷战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失去条约限制后，美国和俄罗斯都可以自由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几年核武器的产量和部署将会增加。“行动—反馈”（action-reaction）的循环将难以避免。

美国军方可能采取的最初举措之一，是重启俄亥俄级潜艇上此前关闭的导弹发射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为此拨款6200万美元，相关工作可在每艘潜艇结束巡逻返回港口时进行。它也可能为现有平台“加装”更多核弹头。

据估计，美国在十年内可以从库存中获取并额外部署1900枚核武器。俄罗斯的核弹头储备甚至比美国还要多，因此克里姆林宫也完全可能部署更多核弹头，并继续提升旨在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所谓“奇异能力”。

奥斯汀·朗指出：“条约的终止给了美国一个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主张做出改变……随着中国军力的扩张，我们必须应对日益增多的目标。因此，我主张适度进行所谓的‘导弹升级’，也就是在现有导弹上加装更多弹头。”

2010年美国参议院批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美国便可预见其唯一的核对手战略力量部署数量的状况。对美国而言，掌握俄罗斯的战略系统状况增强了其信心，促使行政和立法部门制定一项全面的现代化计划，旨在更新美国核三位一体的三大支柱——建造新型哥伦比亚级潜艇、研发“哨兵”（Sentinel）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建造新型轰炸机，以及为核武器生产提供资金。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该计划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以来，国会已将潜射核巡航导弹纳入其对国防工业建设的要求。目前，大多数项目已超出预算并延期，根据当前预算未来十年将耗资约1万亿美元。

然而，美国任何核力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核国家的反应。韦恩曼质问道：“你为什么认为，如果你增加核力量，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同样增加核力量，这样你最终又会回到最初的问题上。”

军备控制并未终结

特朗普政府似乎愿意做出政治承诺，暂时维持《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从而使与俄罗斯的谈判得以继续。积极的沟通渠道是避免误解的重要工具。

除了战略系统的限制和核查外，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优先事项还应包括：

·应对非战略核武器——即所谓的战场或战区核武器，其当量较小但具有放射性影响；

·双方继续达成不干涉NTM的协议；

·俄罗斯反导系统的研发；

·重启数据交换，其水平要高于美俄两国目前已实施的标准；

·建立类似于新START条约基本协调委员会的常设争端解决机制。

然而，任何政治协议都不允许美国在不进行现场核查的情况下确定俄罗斯是否遵守协议。一些专家认为，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扩大战略系统部署毫无意义，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总统可以争取到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允许在核查过程中交换敏感的机密信息。

为了使谈判更具深度和细致性，谈判人员需要充分发挥美国政府在处理与俄罗斯核问题上的实力和经验。戈特莫勒表示，任何谈判团队都应包括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军官以及国防威胁降低局等机构的具有专业知识的文职人员。“我希望政府考虑邀请真正的技术专家参与到这些更具技术性的讨论中来，”她说。“尽管你们尽力把每个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让检查人员确定他们被允许做什么……但难免会出现分歧，或者条约在某些技术细节上不够明确。”

“如果你有经验丰富的人，他们会把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如此代代相传。但现在这条传承之路已经中断”，埃利奥特补充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重建，我很早就明白，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寻求达成一项包含中国的协议，因为中国拥有“庞大且快速增长的核武库”。但要求中国加入任何未来的美俄军控措施，可能相当于给协议达成埋下“毒丸”。中国的核力量到2035年可能与美国实现平衡，但迄今为止中国对正式的量化限制兴趣不大。一些专家建议采取单独的双边谈判，而不是三边谈判。

随着美中俄三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寻求降低核风险的途径或许需要一种全新的，或者说是回归冷战初期的老路。未来的军控协议可能与近期的协议截然不同。

“我不认为军备控制已经过时。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就像我们拥有的其他外交政策工具一样”，韦恩曼说。

“竞争代价高昂……我希望没有人期盼爆发大规模核战争”，她补充道。“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竞争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正是这种看法促使人们提出军备控制，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我认为（核军备控制）在美俄之间、美中之间都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这取决于局势的发展。”

目前，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核武器限制机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审议大会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该条约规定的五个公认核国家均认为，核战争无法取胜，也绝不应发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终止再次表明，它们必须找到新的途径来确保这一承诺继续有效。

（编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