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简报第十八期

作者: 时间:2026-04-08 点击数:

中东的新现实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文献来源

原标题 What Does the New Re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Mean for Russia?

网站名称 Carnegie Endowment

文献链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5/10/russia-middle-east-influence


近期,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尼基塔·斯马金(Nikita Smagin)撰文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外交层面取得象征性胜利,但叙利亚政权更迭及伊朗影响力下降引发的地区不确定性,正促使中东国家转向极致务实主义。这种对美欧信任的瓦解,为俄罗斯利用“反西方”立场、进行军事制衡及威权庇护提供了契机。尽管面临资源限制,莫斯科仍通过军工出口、招募雇佣兵以及构建非西方贸易路径,成功维持并强化在中东的战略存在感。

我们编译了该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的立场。


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而言,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峰会堪称一场重大战略胜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三十国代表举行会晤并签署了旨在终结加沙战争的联合宣言;这一外交成果与同期克里姆林宫试图在莫斯科召开阿拉伯国家峰会却铩羽而归的窘境,形成了极具张力的鲜明对照。

然而,在俄罗斯看似遭遇战略挫败与特朗普政府中东外交高歌猛进的表象背后,潜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现实。过去两年间,中东地区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由此滋生的系统性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断层线正被莫斯科伺机利用,以谋求自身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地区权力格局演变的分水岭时刻出现于2024年末——统治叙利亚逾半个世纪的阿萨德(Assad)政权轰然解体。大马士革新当局展现出显著的亲土耳其立场,从而将安卡拉推升为重塑该地区权力平衡的核心力量之一。

另一项具有同等战略意义的变局是,伊朗地区影响力的急剧衰退。这一局面的形成由多重事件共同促成: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的战争、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分支的溃败、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以及今年夏季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直接实施的轰炸行动。

与此同时,在2023年10月7日恐怖袭击事件后,以色列转向了更具攻击性的激进军事路线,这也成为持续重塑中东格局的重要变量。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领导的政府展现出根除周边一切敌对势力的强硬意志,此举在域内多数国家引发了深层的安全焦虑。今年9月,以色列对滞留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层实施越境打击并遭到海湾国家一致谴责后,这种区域性恐慌攀升至新的高度。

中东地区上述结构性剧变的涟漪效应,已实质性地改变了西方对该区域的认知。对以色列行动的批评浪潮,促使部分欧盟核心成员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欧洲甚至对以色列特定个人启动了定向制裁。受此影响,以色列决策层开始形成判断: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其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关系将难以修复。可以预见,即便加沙和平协议得到全面履行,以色列仍将陷入与黎巴嫩、叙利亚及伊朗的持久军事消耗之中。

这些全新的权力配置正在切割出新的地缘政治断层线,更将域内多数国家推入深度的战略迷茫。海湾君主制国家已无法确信能否继续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以色列政治精英正对本国与西方同盟纽带的稳固性产生怀疑;伊朗则对国际安全保障机制彻底丧失幻想,并开始认定唯有核武器方能构筑起绝对的国家安全屏障。

这种系统性的不确定性,正倒逼中东诸国基于“自助体系”的现实主义逻辑,奉行极致的实用主义外交路线——即除了自身,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值得完全信赖。这一行为范式恰与俄罗斯所构想的“理想世界秩序”高度契合。特别是,在莫斯科遭遇西方阵营的全面孤立后,中东已然跃升为其大国外交布局的轴心。

此种实用主义倾向为俄罗斯对冲西方制裁的负面效应提供了战略纵深。倘若白宫的政党轮替必然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式回摆,进而使美国的安全承诺变得不可靠,中东国家便丧失了恪守西方制裁框架的内在动机。经验表明,土耳其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即便在部分层面上配合对俄制裁,亦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抗拒,且仅在遭受极限施压时方作出有限妥协。信任赤字的扩大与逐利动机的正相关性表明:对西方阵营的战略互信越低,这些国家与能够提供高额利益回报的经济体开展贸易的政治意愿便越发强烈。

动荡的安全局势同样为俄罗斯的战略渗透提供了操作空间,叙利亚新政府对俄外交姿态的反转即为明证。在掌权的最初六个月,曾长期遭受俄军空袭的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势力将外交重心锚定于发展与土耳其、海湾君主国及西方的关系上。作为回应,西方解除了针对大马士革的核心制裁,而叙利亚新当局则迅速启动了将俄罗斯挤出本国经济领域的进程,并为俄在叙军事基地的运作设置障碍。

然而,内生性的政治动荡与以色列的常态化军事打击产生叠加效应,迫使叙利亚领导层在生存逻辑下修正认知。就目前而言,大马士革仍需借助莫斯科的力量来制衡以色列军队。这种战略靠近大概率具有临时性,但现阶段,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势力正实质性地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

倘若美国无法有效平息域内国家对以色列激进行为的战略焦虑,类似的历史演进逻辑未来大概率将不断重演。数年前,土耳其无视美国的外交威慑强行购入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曾引发地缘政治强震。如今,此类军贸破局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事一旦停火的背景下。

即便在俄乌冲突延宕及总体军火出口规模收缩的当下,莫斯科仍在持续向阿尔及利亚输出军事装备,为土耳其境内的俄制硬件提供维保服务,并计划向伊朗大规模交付军机。展望未来,急剧膨胀的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必将极力探寻维持产能规模与国内就业率的外部市场,而中东地区无疑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也为俄罗斯在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该区域的经济洼地)招募具备实战经验的雇佣兵开辟了新的战略空间。莫斯科的招募网络已在该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渗透活动。在一个月均300至500美元即可被视为丰厚报酬的经济环境中,俄罗斯开出的2500至3000美元的月薪构成了极具颠覆性的物质激励。

毋庸讳言,即便置身于这一全新的地缘现实中,受制于金融资本、人力资源及文化软实力的先天性匮乏,俄罗斯仍无法在中东谋求系统性的领导地位。然而,莫斯科正试图通过高风险的果断行动来弥补其结构性短板。相较于中国在区域事务中的审慎克制,俄罗斯展现出了更为激进的行动力,并公开将自身锚定为反抗西方霸权的“非西方”阵营轴心。

对西方“双重标准”的道义解构,始终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核心叙事基石。这种话语建构赋予了莫斯科极大的外交灵活性,使其既能与因以色列的加沙行动而愤慨的穆斯林国家寻求政治共鸣,亦能与因欧洲舆论批评及承认巴勒斯坦地位而深感背叛的以色列寻获利益交汇点。

莫斯科抛出的战略要约兼具极简主义与冷酷的现实色彩:即承认自身为摒弃价值观束缚的现实主义者,也承诺在任何国家与西方阵营决裂时提供无条件的战略托底。一个极具分量的核心政治溢价在于,俄罗斯能够为其最紧密的盟友——特别是威权领导人及其家族——提供绝对的政治庇护,阿萨德的经历构成了最具说服力的实证。在一个几乎所有主权实体均带有不同程度威权底色的地缘板块中,这一“政权安全担保”往往能够发挥决定性效力。

诚然,当前这种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与高度不确定的态势,亦有可能让莫斯科在中东的宏大战略工程走向失败。克里姆林宫原本寄望于在伊朗建设通往波斯湾的全新物流走廊与天然气枢纽,这一规划的前景目前已陷入深度晦暗。随着伊朗事实上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所有这些前瞻性合作倡议的最终命运都充满了不可预见性。

纵然面临上述结构性挑战,莫斯科不仅尚未沦为中东地缘政治的弃儿,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亦不会陷入此种境地。特朗普主导的埃及和平峰会固然在战术上挫败了克里姆林宫召集区域领导人齐聚莫斯科的外交企图,但这本质上仅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难以撼动该地区深层的权力运作逻辑。中东诸国对西方阵营安全承诺与政治信用的笃信正呈现不可逆的持续下降趋势,而这种“信任赤字”所产生的地缘政治离心力,必然在宏观的历史演进中将它们持续推向与俄罗斯的战略交易之中。

(编译:王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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