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悄然构建抗制裁贸易走廊

                            

文献来源：

原标题 China, Kyrgyzstan, and the Quiet Construction of a Sanctions-Resistant Trade Corridor

网站名称 The Diplomat

文献链接：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6/china-kyrgyzstan-and-the-quiet-construction-of-a-sanctions-resistant-trade-corridor/

2025年6月20日，美国黑曜石风险顾问公司执行负责人布雷特·埃里克森撰文指出，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而受到西方制裁后，中国正在中亚地区悄然构建一条抗制裁贸易走廊。这条走廊不仅可以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也让中国为未来可能遭遇的制裁提前做好准备。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立场。

当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们仍专注于惩罚俄罗斯的违规行为，并审查中亚国家在灰色市场活动中的同谋行为时，中国正悄然推进一项更具雄心的计划。中国正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及其邻国来打造一条持久的抗制裁物流走廊。这条走廊不仅为俄罗斯战时经济提供支持，还为中国抵抗西方金融制裁提供长期地缘政治屏障。

这种态势并不只是理论上的推演，从相关数据来看，这正逐步成为现实。2021年到2022年，吉尔吉斯斯坦对俄出口激增250%，从中国的进口也同步大幅增长。增长的商品种类并非普通消费品或农产品，而是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军民两用物资这类若公开运往俄罗斯，将直接违反西方制裁的产品。吉尔吉斯斯坦对俄机械出口激增，这绝非市场需求或贸易自由化所能解释的，显然这是一种国家经济策略。

《外交学者》杂志之前的报道记录了此类规避制裁行为的规模。2023年的报道中重点披露了哈萨克斯坦在推动平行进口中的作用，即利用海关联盟机制中的漏洞和银行业的灵活性，使受次级制裁的商品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送到俄罗斯买家手中。2024年关注点转向了中国，有证据表明，中亚国家转口贸易的激增实际上是中国有意为之，旨在测试西方的反应阈值并优化物流网络。

由此形成的规避制裁模式具有三个鲜明特征：持久性、可推诿性和双重效用。持久性源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过去十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资金。如今，公路、铁路和海关设施已将中国新疆至俄罗斯西部的广阔区域连接成一个无缝衔接的贸易区。可推诿性则通过法律层面的模糊操作来实现。例如将货物申报为消费品、让俄罗斯公民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空壳公司、避开SWIFT交易转而使用第三方支付渠道。双重效用是指这些贸易既支撑着俄罗斯军工体系，也测试中国未来抵御制裁的能力。

除吉尔吉斯斯坦外，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被纳入这一贸易模式中。在乌兹别克斯坦，被归入“电气机械设备”以及“核反应堆与锅炉”类别的商品，从中国进口量和对俄再出口量几乎同步激增。哈萨克斯坦呈现出相同模式，不过也有不同情况，其非铁路车辆及钢铁的出口量激增，这些商品与可用于俄罗斯国防生产的零部件存在重合。这种贸易模式揭示出该网络的精细复杂性，它不依赖单一国家或路线，而是由“悄然合作”和“合理推诿”构成灵活可变的结构。

这种合作并非总是由国家来集中运作。很多情况下，当地企业参与这类贸易是出于利润的考量。不过中国依然可以从中获益。每一家转型生产军用制服的吉尔吉斯斯坦纺织厂，每一家通过重新贴标转口半导体的乌兹别克斯坦机械厂，每一个放松检查的哈萨克斯坦物流枢纽，都在为中国的行动策略助力。

当前西方的制裁体系主要建立在可追溯性上，需要对实体、个人和交易行为进行标记、列入清单并进行追踪。一些行为者利用了当前西方制裁机制中的盲点来规避制裁，例如，借助不在制裁名单上的中介机构、对商品重新贴标、采用易货贸易或加密货币等非正规转账渠道。制裁体系依赖监控与合规，而规避制裁的网络在模糊地带与法律灰色空间中游刃有余。

现有的制裁体系是否能应对当前的局面？简而言之，不能，至少当前无法做到。西方的制裁体系从未考虑过这种多层跨境稀释策略。一旦执法重点落到证明吉尔吉斯斯坦某笔出口的背后意图，或将乌兹别克斯坦的一批货物与中国的原产地、俄罗斯的目的地关联起来时，制裁便陷入行政上无法落地的困境。更何况当货物辗转三四个司法辖区，而每一方都抱有维持中立或规避次级制裁的“小算盘”时，行政追责的负担将变得更难以承受。

对军民两用物资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可先被申报为民用基建工具，随后再改作军用。美国或欧盟的监管机构或许会要求提供最终用途证明，但当货物在吉尔吉斯斯坦被拆分、重新包装并更换标签后，追查线索早已中断。这最终让纸面上严密的制裁体系，在实际操作中沦为一纸空文。

此外，制裁的执行有赖于具有法治传统的司法管辖区内企业的合规配合。但中亚的运作模式并非如此，当地企业往往资金不足，鲜少遵循国际报告准则，且易受短期利益驱动。它们在西方市场没有需要维护的品牌声誉，没有全球银行业务布局，往往也没有配合执法机构的动力。这最终造成一种错位：本用来威慑跨国公司的制裁体系，现在却要去监管由无数受体制性不透明保护的小规模、非正规参与者组成的供应链。

中国深谙这种错位，并系统性地加以利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兼具实用性与前瞻性。从实用角度看，中国通过成为俄罗斯的物流生命线，增强了对俄影响力。从前瞻角度看，中国正在演练如何在自身遭遇西方类似制裁时，依旧保持贸易体量、获取高端零部件，并化解封锁压力。

这不仅仅是为一场理论上的台海冲突做准备，更是要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重新定义全球贸易规则。中国正发出信号：它不再接受西方在金融执行机制上的垄断。中国正在打造一套新工具，不仅要赢得市场竞争，更要争夺市场规则的制定权。

为了实现这一点，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实地测试，从中研究转口贸易的速度，监测国际社会的侦查手段，并实时调整包装、支付和运输方式。中国正在收集数据，模拟应对模式，并微调各种变量。当下一轮制裁对象从俄罗斯转向中国时，中国政府早已做好万全准备。

若对此视而不见，就会误判当前的局势。这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系统化学习的过程。每一笔从深圳经比什凯克流向莫斯科的资金，都让中国对如何在受制裁限制的世界中运作有了新的认识。这集经济情报活动、制裁模仿和全球物流演练于一体。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目前并不想招致制裁，但它希望未来有能力承受制裁。这意味着现在就要悄悄的在那些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仍视为地缘政治边缘地带的国家搭建起这样的连接机制，等到关注中心地带的人们醒悟过来时，边缘地带的运作可能已完全成熟。

因此，必须认识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战略地理价值不仅在于其毗邻性，更在于其渗透性。该国既提供经哈萨克斯坦进入俄罗斯南部的陆路通道，也拥有可避开欧洲严密监控的空中航线。曾供美军驻扎的比什凯克玛纳斯国际机场，如今承接大量透明度极低的货运。当地监管常流于形式化、官僚化，极易被规避。高科技货物可在此重新打包、更换标签后运往北方，国际监察对此无从插手。

这种策略迭代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同时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部投资修建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这些路线曲折险峻，在历史上很少用于大宗贸易。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它们是备用走廊。倘若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枢纽受到审查，或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开始加强检查，就可以用这些路线代替。这不仅仅是整体的供应链规划，更是规避制裁的保险。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制裁的效力已然减弱。俄罗斯仍在持续采购先进电子产品，军民两用物资不受阻碍地通过中亚边境。中国企业名义上遵守国际法，但向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敏感设备数量却在增加，而这些国家又将这些设备转运至俄罗斯。这种供应链稀释策略模糊了商品的原产地和出口的真实意图，使得每一个环节都能找到合理推诿的余地。

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的长期目标正变得愈发清晰。中国帮助俄罗斯，并非单纯出于忠诚或投机，而是在为未来自身可能面临的制裁做准备。一旦台海危机爆发，或与西方发生其他严重对抗，都可能引发针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如果那一天到来，从吉尔吉斯斯坦学到的经验将远比从俄罗斯学到的重要得多。

中国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源自对西方近期一系列失策的深刻反思。以针对华为的制裁为例，该制裁举措既展示了出口管制机制的覆盖范围，也暴露了其局限性。中国从中汲取教训，深刻认识到通过正规渠道获取西方技术并不可靠，因此必须构建强韧、分散且隐蔽的备用物流网络，而中亚地区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

对西方而言，其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制裁的执行不能仅停留在针对特定实体（如公司、组织或个人）的指定措施层面。政策制定者需将贸易走廊视为有机整体而非散兵游勇的简单集合。这意味着必须针对物流结构实施精准打击：严查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漏洞，扩大出口许可证制度覆盖范围以涵盖第三国转运，依托情报合作体系实时监控转口枢纽的物资流动。

其次，西方必须弥补自身的信誉鸿沟。制裁要想奏效，逃避制裁的行为就必须付出代价。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为这类网络提供便利几乎不会面临任何惩罚，吉尔吉斯斯坦尽管为规避制裁提供了便利，却仍能继续获得多边贷款。除非施加成本，否则激励机制将继续失衡。

再次，必须重新设计执法架构。当前的举措过于依赖企业合规官和银行中介这些行动迟缓、反应滞后的实体。当务之急是建立由专业制裁情报部门主导的主动执法模式，这些部门需掌握实时数据并拥有迅速采取行动的权力。

最后，西方必须认清现实，这是后制裁时代全球贸易体系的雏形。吉尔吉斯斯坦并非终点站，而是新模式的试验场。中国在中亚构建的这套体系，不仅仅是帮助俄罗斯的权宜之计，更是对整个自由主义经济执法体系的一场极限压力测试。

这是中国为应对制裁所做的预演，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编译：张琳）